颓废风格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范畴,业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论述之一.布封"风格即人"之论既强调人格是风格形成的基础,又强调人格依靠风格得以感性呈现.王尔德的颓废审美风格是其颓废人格的现实化表征,这一风格既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通过精美服饰、居家装饰和异常行为表征为唯美-颓废的生活审美风格;又延伸至文学领域,通过间性之美、死亡主题、尤物形象表征为唯美-颓废的文学审美风格.王尔德的颓废审美风格以审美的方式消解外在社会压抑,具有审美救赎的积极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此种颓废之美因疏离作为元价值的真善而最终导致审美虚无主义.

身心关系问题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基源问题之一.柏拉图不仅颠覆荷马的身心同一论,而且批判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思想,基于其创世论系统建构身心二元论的范式.此种身心二元论范式影响了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的身心思想.伊壁鸠鲁学派则基于原子论的研究进路,强调身体和灵魂乃至神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并且论证身心的原初合一性以及灵魂必死性,从而突破了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把哲学由灵魂规劝之术转变为身心合一的伦理学,重新诠释着晚期古希腊社会何为美好生活.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融合,沉浸式艺术的生产利用任何可塑造沉浸感的新旧媒介,实现"泛媒介融合".其跨媒介叙事方式有助于构建去中心化生产模式,并将过去"传播—接受"的线性路径转变为"人即媒介,媒介即人"的不分彼此的状态."沉浸场域"开放的意义空间促使观者以具身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藉由身体赋予作品生命力,形成技、身、心的合一.沉浸式艺术以观者的接受和创造性理解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源.这一本己性体验不仅契合了沉浸式艺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质,而且能够帮助观者建构自身精神世界的力量.沉浸式艺术使得媒介与人、身体与作品、文本与观者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从"间性"问题出发探讨沉浸式艺术生产,可以走出当代艺术发展中流行的"唯技术论"与"唯艺术论"的困境,重新审视未来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嬗变.

Between the new Chinese-style modernized path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ists the civilization-valued self-consistency in the people’s nature of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al comprehensiveness, and goal orientation; and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 essential attributes about inheritance and active action, exists the self-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Chinese nation’s getting up, to getting rich, to getting strong;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attributes aimed a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ists the self-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on the mutual innovation and mutual growth; in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actical attribute, exists the self-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following “people first”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value. I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combining the two into one, a unique an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is formed, reflecting its interpretive system constructed on the logical self-consistency.

启蒙运动理性的非理性发展造成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赓续浪漫主义要求恢复人之为人的完整性的主张,波德莱尔提出了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弥合人与世界的分裂,实现宇宙万象的和谐统一.作为波德莱尔诗歌创作与文艺理论的核心,"应和论"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并产生了绵延的效果历史.百年来,学界围绕"应和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历史效果、比较研究,以及评价等论域进行了深入阐释.但是鉴于波德莱尔是"现代性"概念的始作俑者,其"应和"思想关涉现代性的基源问题,并引发了后世的"问题美学"现象,亟须拓展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中国真善美合一的生命美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借鉴中国生命美学思想,可以为走出审美现代性的困境,实现人类美的生存贡献中国思想智慧.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重要面向,技术是基于人类现实需要的一种以工具为中介的创造性实践形式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遵循规律性目的性的统一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成为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中介力量.因此,阐释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必须考虑其与空间的内在逻辑,此内在逻辑主要表征于技术主导下的时空压缩、空间深度化以及空间的生产性等诸多面向.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扬弃了同时期的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技术观,并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始终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技术,使技术回归到实践哲学的道路和人类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技术与空间思想内在逻辑的分析,可为反思技术与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虚拟现实艺术以"身体—主体"图式的沉浸式感觉撒播和交互性审美形态,再次更新了数字化语境中的艺术活动方式.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自由开放、立体多元、兼容共享、延异可塑等媒介特质,身体在"超真实"虚拟时空的审美交往中不断实现本体性的价值重塑,拓展其新颖别致的知觉经验和审美能动性.虚拟现实艺术在更大程度上激活了大众化艺术创造意识及其个性化审美表达自信,进而成为展现大众化主体审美意识的主要艺术形态.随着全民文化消费结构的更新、审美文化意识的不断加强和相关基础研究的深入,虚拟现实艺术将会建构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审美话语体系,并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美学价值与意义拓展.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是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动力.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治理带来很大难处,特别是在平台竞争、信用规范、税收治理及从业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平台经济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行为的副作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快推进我国平台经济税制体系创新,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健全平台经济从业者法律权益保障体系,确保从业者权益.

空间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重要面向,不仅指向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实践,而且体现了"一般生产"的内在逻辑,包含"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生产过程.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扬弃了康德"先天直观"式的空间观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空间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空间和基督教等宗教的神圣空间,实现了空间的去神圣化和正义化.厘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本中的空间生产理论内涵,揭橥空间生产的过程,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伊壁鸠鲁哲学作为晚期希腊哲学的代表,是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哲学转变为后城邦个体哲学,思辨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探求普遍性的善的知识之学转为探求个人身体性快感之学的产物.希腊古典哲学以"为人生"为己任,视哲学为灵魂规劝之术,但是伊壁鸠鲁则为生活而哲学,视哲学为"生活的艺术",其以身体性的快感为目的的身体哲学(美学)思想否定灵魂不朽的观点,深入诠释"颓废"时代个体幸福生活的可能.本文分疏了伊壁鸠鲁哲学的转向,以期揭示晚期希腊生活哲学的美学意蕴.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承续中国谐谑文学传统而具有新质.其通过加冕与脱冕的荒诞意义上的低俗的美学模仿方式制造出与原文本不协调的喜剧效果,有节制地嘲弄现实社会的正常,旨在吁求人欲的天理化,赋予身体欲望的合法性.此种戏仿审美风格的兴起与普遍化一方面是由于晚明文学观念渐次以道德教化的名义转向文以娱人的文学观,及晚明文学叙事模式逐渐打破说书人的传统等内在原因,一方面有赖于晚明消费文化日益勃兴以及通俗大众媒体的支持等外在原因.对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探寻,不仅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提供了新颖的个案,而且其从中国本土的戏仿文化实践出发,不断修正和改造着西方的戏仿理论,为重写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晚明社会文人文化以唯美一颓废审美风格日益突破程朱儒家以“我们”优先的伦理秩序,显现出中国审美文化个性解放的曙光.相较于西方近代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理论,晚明文人文化所表现的个性解放则是以人之私欲为基础的非体系的言说.如果说前者是启蒙运动的结果,那么后者则更相近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而言,二者都代表着人之为人的觉醒.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晚明审美文化的个性解放研究,不仅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提供了新颖的个案,而且具有独特的近现代思想史意义.

由晚明社会合力作用所形成的唯美一颓废审美风格不断消解程朱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掀起晚明社会个性解放之风,嗣后"五四"学人重新发现晚明此种风格所代表的主情文化的浪漫意义.浪漫主义作为"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在晚明浪漫主义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之间具有会远的一面,但是西方浪漫主义依托体系性的理论,以情感为本休,借由普遍性的艺术精神统一人的感性与理性,成全人之为人的完整性,晚明浪漫主义则是以非体系的方式,藉由人欲天理化的名义反抗程朱儒家伦理理性的压抑,掀起晚明社会个性解放之风.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晚明浪漫主义研究,不仅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提供了新颖的个案,而且具有独特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意义.

晚明中国,作为载道文体的诗歌由宰制文学中心地位的滑落表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业已勃然兴起.通俗文体不仅依托晚明蓬勃的消费文化广泛播散,而且,晚明文士将通俗文体抬举至与诗歌等量齐观之境,此种"以浮华代自制"正表现出颓废风格的原始之义.同构于晚明颓废的社会审美风格,以描写世情为主的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因晚明情欲社会的表达需要,其作为文人文化的表征亦使用音乐、绘画等多种审美形式,表现出具有间性之美的颓废文学审美风格.此种间性审美风格不断挑战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在文人文化的形式之美的极致性追求中,表现出晚明中国人与文的审美自觉,以及中国"生活美学"新的实践可能.

戏仿作为文艺—文化领域的惯性话语业已成为学术界的论述中心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有关历史的戏仿论未予重视.马克思不仅以戏仿论来嘲讽1848-1851年的新法国革命为历史贬值的革命,扬弃了黑格尔建基于理性拱心石之上的“历史的反复”的说法,而且还从新、旧法国革命历史记忆的意图指涉、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议制以及现代传播媒介等诸多方面,深度反思戏仿所表征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的文化成因,以此确证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合理性,并且藉此跨界性的戏仿论为历史理性主义赋魅.由此,相异于巴赫金、后现代论者的戏仿论,马克思的戏仿论具有了“批判新法国革命的视角,为人类历史目的”的重要意义.

有关魏晋与晚明个性解放的比较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有别于魏晋时期个性解放之潮以贵族为主体,依托玄学思想,进而注重形而上之情,晚明之际的个性解放之风则以市民为主体,依托阳明学,进而注重形而放之情.晚明审美文化所表现的此种“去贵族化”的个性解放思潮被嗣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所肯定.此种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内卷化倾向,并非是向晚明审美文化“招魂”,而是表征着在晚明发现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可能.

随着晚明社会消费文化的兴起,晚明士人通过“身-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审美感觉型塑着晚明社会艺术化生活之风.晚明士人无论是饮食生活以个性化、联觉化、本色化为美的审美追求,还是服饰生活以艳丽化、复古化、新奇化为美的审美特征,抑或是家居生活既致力于营构一种极具文人品味的意境之美,又以其身体愉悦感为基础所形成的趣味时尚,皆是其精致的唯美文化的表征.士为风俗先的表率作用,导致此种唯美文化不断播散,进而掀起晚明社会艺术化生活之风,其正可以与晚近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潮相互对话.在此意义上,探寻晚明中国唯美文化不仅意在展示晚明中国“人与文”觉醒的历程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实践可能、重视中国审美文化史;更是以“中国眼光,为人类目的”,回应世界范围内因工具理性的宰制而兴起的生活审美化的主潮,以特殊性的中国审美文化资源来寻绎超克全球现代性的困境之路.

有别于文艺鉴赏批评的文艺学批评,其是以文艺学为批评对象的实践活动.作为文艺批评生产以及文艺生产的重要环节,文艺学批评通过与文艺批评、文学理论等文艺接受实践的对话,开启新的文艺阐释的空间,其不仅将文艺接受的原生态场景予以现象学式的还原,促成各种大文艺阐释话语与微文艺阐释话语的对话以及文艺学批评者之间的对话,而且深度反思中国文学理论、文艺学本身、文学阅读等文艺接受形态,重新激活文艺的阐释权,为当代中国文艺学、文学走出困境提供一种新的实践的可能,形成文艺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晚明小品文绮丽审美风格赓续南朝文学颓废审美风格传统而具有新质.在思想格调层面,它躲避宰制儒家崇高精神所标举的明道、宗圣等规约,注重个体极致性的审美愉悦,日益表现出唯美—颓废精神;在创作主体方面,由有位的士人转变为山人、处士等身份低微的士阶层,进而题材内容告别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性的小叙事;在感性形式方面,它于长行文字八股时文文体之外,大兴独抒性灵的短札书牍等,极为注重以女性化的譬喻方式为代表的细节描写.这些新变不仅表现出晚明文人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审美自由,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文人文化,而且将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阳刚的崇高审美风格转变为阴柔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表现出中国审美文化中人与文的觉醒,从而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有关唐宋历史有别的散论代不乏人,但是内藤湖南却能另立新说,提出深具理论性的“唐宋变革论”.无论是有关唐宋历史变革所涉及的历史分期等唐宋历史差异的内容方面,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内部视角研究方法方面,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都对世界范围内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唐宋历史研究新的范式.分疏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通过批判性的理解与反思中国“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历史叙事,进而追溯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