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刻画生产过程的逻辑,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两者结合方式这三个因素可作为划分产业类型的依据,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基于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投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复杂程度这两个维度,产业可被划分为八种类型.根据测算,武汉可着力发展以商贸物流为代表的简单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和技能劳动密集—简单结合型产业,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技能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技术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

Capital is not a thing, but a relation of production. Capital means the control and coercion of workers, and 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inevitable. Not only is there a typical employment-labor relationship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but it is also an objective fact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public capital. As the "general illumination" in the soci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non-public economy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capital. This normative and guiding function mainly plays a role through two different paths: micro-level competition, meso-level and macro-level control and influence. In the product marke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egrate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ore link, and bring non-public enterprises into their leading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network. In the labor market, public-owned units set a "treatment benchmark" to exert market competition pressure on the wages and benefits of workers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labor reproduction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In terms of the path of control and influence, the public-owned economy influences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by industrial diffusion effect and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 which not only regulates and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capital, but also enhances its anti-risk ability.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与破土、扩张与危机、衰退与复苏三个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在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呈现出注重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的趋势,存在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沦为人道主义批判的危险;他们对劳动的泛化理解消解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使得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分析丧失指向性;他们过度拔高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甚至将其视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他们在研究立场上普遍秉持西方中心主义,鲜有研究中国针对数字资本的辩证施策.本文梳理了数字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历史时段,坚持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对这些研究进行史论结合的评析.

数字技术的运用深刻改变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形成了由资本和信息作为"双纽带"的新型生产方式.基于唯物史观,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着生产方式朝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向发生变化,由此催生数字化生产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经济主体在生产中的相对地位以及产品分配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化信息技术产业政策的必然要求.

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供给侧关系"物质资料再生产",而需求侧关系"劳动力再生产",在影响两种生产的各种因素中,初次分配环节的劳资分配结构决定了劳动力采取何种方式恢复其劳动能力,由此对"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动态平衡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从劳动者的劳动补偿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将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划分为萎缩型、扩大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比较了资本主义按劳动力商品价值分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种分配方式,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次分配模式促进两种生产实现动态平衡的内在机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保障机制",公有制经济的"混合用工和多样化分配机制"以及公有制经济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初次分配的"待遇标杆机制".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动态平衡,其深远意义在于为我们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方案.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迫切要求.以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为方法,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以国民经济计划管控、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为主题的三个研究纲领.这三个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都是围绕宏观层面的供需平衡展开,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体现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以社会总需求调控为侧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等三种不同形式.在"反向启发法"和"正向启发法"的推动下,中国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也实现了纲领性进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具有必然性.资本是一种"总体性权力",如果任由其无序扩张,必将阻碍国民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并将不利影响进一步地扩散至非经济领域.我们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视角提出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措施.从现阶段的生产关系来看,遏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任务是由公有制经济来完成的,国有企业肩负着遏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任务.从现阶段的上层建筑来看,则要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和意识形态管控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争议产生的焦点在于能否从西方经济学提炼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虽然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比较接近的实践基础,但"普遍"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不能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既不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单"平移"的过程.从特殊性上来看,阶级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历史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国别特殊性意味着要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只有完整、辩证地把握"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15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反映之一,经济学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丰富表达.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和考察置于世界历史中,在比较英美、德日和苏东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从"时空压缩"这一特定场景出发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相互依赖""以物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的某些特征在中国社会并存共生;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空间压缩和空间撕裂的双重叠加.拓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宽度和广度,需要构建富有时空张力的中国经济学,为破解"时空压缩"的二重性格局提供理论指导.

平台垄断是数字经济在其迅猛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之一,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引导数字平台良性发展需要明晰平台垄断形成的机理.鉴于平台租金是数字平台谋利的主要方式,基于数字劳动的产生及其特征探究数字平台租金的生成及其特性,为正确认识和对待平台垄断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本文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依据,剖析数字平台租金的"一般"和"特殊":首先,通过溯源"平台"概念明晰信息的特征及其在平台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结合从马克思地租理论中抽象出的"租金一般"规律,阐明平台租金源自平台对信息所有权的垄断,表现为平台内外生产效益的差异化,并因优质平台稀缺引致的经营权垄断而得以长期维系,此为"一般";其次,不同形式的租金映射着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劳动方式,数字技术革新使得劳动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无目的的劳动、非物质化的劳动对象以及复杂化的劳动资料成为现实并构成数字劳动的主要特征,相应地,数字劳动使得数字平台租金直接表现为数据租金,呈现出指数积累和两极分化的态势,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和受众惯性,此为"特殊";此外,数字平台的各租金形式处于动态的历史关联之中,并必然地演变为垄断租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双边垄断模型,用以解释数字平台的垄断机理:一方面,数字平台向非经营性用户隐性地收取产品租金,并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向经营性用户收取显性的货币租金,并迅速转变为垄断租金;进而,个别数字平台依托自身的行业垄断地位,不断尝试建构生态垄断,以期持续性地再生产出新的垄断关系.上述分析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垄断提供了以下思路:在短期内,需优化税制结构并考虑增设新税种,如数字资源税;在中期内,应注重规范数字经济秩序,保障数字平台的使用秩序、竞争秩序和经营秩序持续改善;在长期内,破解数字平台垄断这一现实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平台以至数据要素的公共占有,因而需要循序渐进地推动公共信息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但也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劳资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共同富裕面临着严重障碍.从生产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张、分配结构优化以及消费需求提升四者之间的互动增强机制出发,提炼概括了"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提出要把发展的着力点转向"国内大循环",通过国内市场扩张促进分工深化,把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将通过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等四种效应,有效缩小劳资、行业、区域和城乡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主体和客体条件.我国第三次分配作为共同富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人的相互依赖""物的相互依赖"及"自由人联合体"三大形态.对于中国而言,三大社会形态的分配特征交织在一起,分配理念也融合为一体.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助观念、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分配要求、指向未来社会形态的分配目标,"共时性"地兼具内生动力和外部约束,兼顾分配结构和生产要求,兼容历史底蕴和未来导向,其历史使命在于消解人类解放主客体条件的互斥性,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劳动者精神境界的共同提升.从政策诉求看,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合的制度安排,发挥市场、政府、社会三方力量的协同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更为完善的主体和客体条件.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和把握发展主动权,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包括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容.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具有重要实践和理论意义.为了深入学习、把握精神和加强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意义、基本思路和认识发展"为题目的笔谈.专家们从多角度论证了现阶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迫切性,较为详细分析了与其有很密切关系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城乡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并回顾了党中央就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认识及部署的演进历程,突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理论性认识的新发展.

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后,中国经济学在历史与现实的打磨中逐渐成形.本文从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入手,梳理了中国经济学由萌芽到徘徊再转向正轨的道路,明晰了当前中国经济学建设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与现实条件.中国经济学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但同时又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特殊性、国别特殊性和历史特殊性,中国经济学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理论立场、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经济学是一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以商品经济为立足点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形成的.进一步而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协调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之义.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是从区域空间布局和区域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的.文章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战略,对产业全球化资源配置活动进行了分析,把区域空间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跨国调整贯通起来,刻画了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的内在机理.从区域协同机制来看,要建设基础条件好的开发区、自贸区、经济带,作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东、中、西部地区应配合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有意识地进行梯度开放.从产业协同机制来看,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应分别采取资源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成本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要素融合型协同合作机制、创新引领型协同合作机制.

研究对象的界定为构建学科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应以《资本论》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为依据,准确把握"生产方式"的内在含义,既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又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进行逻辑分解,可考虑构建由理论型学科、理论—应用结合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组成的三层次经济学学科体系.在这一学科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占据指导地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以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切入点,对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就是要调整各种资源在产业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优化各种资源在区域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使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形成协同互动的态势,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区域布局合理化.以自然资源密集型、普通劳动密集型、技能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劳动密集型四类产业为例,提炼了在双循环格局下各产业调整和优化的路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可通过寻求国内替代资源、利用国外优势资源,将消费端放在国内循环中,将部分生产端通过国际循环向外转移;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通过创新流通方式,将生产端和消费端紧密结合,并将其贯通到生产、消费的各个中间环节,降低消费成本,推动产业国际转移;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应通过数字化、信息化进一步提升其技术水平和增加产品多样化供给,并通过产业国内转移激发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潜力;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引入核心技术和高端人才,深化产业区域分工.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的理论设想."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仅意味着生产资料层面的"个人所有",还要实现劳动力所有形式的"否定之否定",才有可能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双重意义上扬弃私有财产,从而将全人类的解放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微观基础上.通过梳理学界在该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将劳动力所有权纳入分析视野,从"劳动力个人所有"与"劳动社会占有"两个维度提炼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内涵,概括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形态和现实形态,即萌芽的现实形态、局部的半完成形态以及可能的发展形态,并分别以华为公司、塘约道路和网约车平台为例,刻画了个人所有制的三种现实形态的运行机制.要推动个人所有制现实形态向理论形态转变,就应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个层面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进一步探索和丰富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特别是要关注信息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个人所有和社会占有新的结合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探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而只有理解人的本质,才能把握人的需要,进而准确定位生产目的.建立在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和历史本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完整的人”的本质是:从事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能动地表现、实现与确证自由个性和满足其需要的人.“完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规定,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变,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完整的人”的客观现实性规定,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展望自由人联合体,又历史地承认“经济人”;既追求怕累托改进,又倡导“孔子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