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系统推进的媒体融合战略和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媒体融合推进媒体与社会同构、媒体与国家同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媒体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需要中国式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中国式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旨在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国际认同.

随着传播的空间转向、地理的传播转向以及虚拟与现实同构社会的到来,信息空间已成为与海陆空天并行发展的第五维空间,进而引发信息地缘政治博弈.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是行为体通过控制地理空间获取权力和利益,信息地缘政治博弈则是行为体通过引领信息技术、争夺信息空间以实现政治博弈的目标,让信息技术成为博弈的工具、信息空间成为博弈的舞台.信息传播凭借其极强的空间穿透力、连接力和控制力,成为空间之轴,是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因应信息地缘政治博弈,需要洞悉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理解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输与赢,明确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制胜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信息空间的信息疫情和政治领域的政治疫情随之出现."三种疫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疫苗研发、病毒溯源、合作抗疫等方面相互交织、互为驱动,形成一种双向循环互构的作用机制.基于对"三种疫情"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的认知,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舆论引导应从三个面向入手:一要洞悉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舆论引导的时空、话语和技术背景,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维度、制度观念竞争的话语维度、智能传播的技术维度,审视疫情的多维影响;二要提升对"三种疫情"各自作用的认知,因势利导、重点突破;三要加强对"三种疫情"整体互动关系的把握,重视综合引导.

外宣媒体利用短视频国际评论这一新兴融合传播形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对涉华议题"失语"或"缺位"的现象.本文探寻短视频国际评论引导国际舆论的机理与效果,明晰其问题及改进路径.

在社会与媒介一体同构背景下,信息传播体系成为当今社会的有机连接和能量交换平台.以新闻传播为核心的社会信息传播体系与以政务信息传播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将达成治理即传播、传播即治理的一体同构状态,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系统科学已从结构、原理和功能角度诠释了两者之间的一体同构性.信息传播体系正通过成为社会基础架构和操作系统、社会治理平台、具有鲜明党和国家属性的治理工具等路径与机制,实现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体同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并将之作为全覆盖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平台.

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人机共生、人机共存,既是科技和符号发展逻辑驱动下媒体融合的最终形态和本质,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媒介形态演进历程表明,媒介技术创新与符号演变是媒介融合的直接驱动力,媒体融合则是媒介形态演进的必然进路,并具有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制度色彩.基于对媒体融合态势及本质的不同认知,在媒体体制相异的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的驱动范式亦不同.在媒体私有为主的国家,媒体融合一般选择市场驱动范式;在媒体国有为主的国家,媒体融合一般选择国家驱动范式.

2019年2月6日,中国国际电视台北美分台(CGTN America)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要求,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理由是中国国有媒体在美参与“间谍与政治宣传”活动,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以下简称“FARA”).此前,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新民晚报驻美机构已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17年11月13日,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 Today,以下简称“RT”)和卫星新闻网(Sputnik News)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被美国司法部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至此,中俄两国主要从事全球传播的电视媒体,均已被美国强制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在维护其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上,正在使用其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

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周年华诞,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也走过了70周年.70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创业创新、沧海桑田,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同心同向,成绩斐然、亮点纷呈,逐步构建起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相匹配的现代对外传播体系,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和形象重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美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建立对话机制,但两国媒体直接对话交流的机制尚未建立.当下,中美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中美贸易战而诱发的中美主流电视媒体主播首次同台直面对话,为中美媒体对话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新尝试;为消除因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引发的误解/误判提供了新模式;为中美媒体在具体问题上的沟通和接触提供了新路径.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以此为案例,或许可以探寻建立中美媒体直接对话的机制及其路径和模式.

金砖国家(BRICS)崛起及其传媒合作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变量,但全球传播秩序变迁自有其规律和基本遵循.全球传播秩序演变史揭示:全球传播秩序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映像,政治经济秩序具有决定性影响;新兴国家如果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往往因要摆脱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束缚,成为全球传播新秩序重构的推动者;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技术变量,这都为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从现实路径来看,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必须坚定战略定力和自信,夯实经济实力、提升综合国力;必须主导并合作协调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主导并引领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必须内部加强传媒合作和国际传播理念协调;必须走“BRICS+”道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力量.

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遭遇“西方批评”和“非洲担忧”的双重舆论困境,“中国在非洲”经常被西方媒体或部分非洲媒体抹黑,有时甚至是两者“合伙”抹黑中国.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正在将中非关系建设成新型南南关系的典范.破解这一双重舆论困境、维护中非关系健康发展,急需探索中国提升对菲话语权的路径和策略.

ZEEL是印度最大的整合性媒体娱乐公司、全球最大的印度语节目制片经销商,其旗下的ZEE TV成为向全球营销印度的先锋.本文旨在分析ZEE TV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运营策略,以供中国影视整合、精准对外传播借鉴.

影视剧对非传播已成为中国建构在非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和窗口.相比新闻、纪录片的传播,影视剧在满足娱乐信息需求、引发文化观念和审美共鸣、消除文化折扣方面,更易于为非洲受众接受.将主要反映当代中国国计民生的优秀影视剧译制成非洲民众听得懂、看得懂的本土语言展播,有助于重构非洲公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框架.未来中国影视剧对非传播模式应从政府主导、免费赠送,向商业主体主导、商业化、本土化转型,以确保影视剧对非传播的可持续性.

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中,讲好本国故事、发出自己声音、传播本国文化,一直是处于国际传播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事情.为此它们做出了很多尝试,其中不乏成功突破的案例.如卡达尔的半岛电视台(AI Jazeera)、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RT)等,而印度的ZEEL娱乐有限公司(Zee Entertainment Enterprises Limited,以下简称“ZEEL”)及其ZEE TV成功突破既有国际传播秩序、有效传播印度声音的案例则很少被提及.ZEEL以其旗下ZEE TV作为先锋,在国际影视娱乐产业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为传播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媒体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做出了有益探索,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知识化、媒介化时代,记者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昔日之受众今日之用户的主体性越来越强,而记者的社会角色却日渐错位甚至被消解.记者必须重构自身职业的角色定位,才能与新闻用户建立“主体间性”,实现“四个力”的提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将记者视为知识生产者,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角色选择.建构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定位与认同,要在重建记者的职志与信念,继而重构自己的思维方式、采写方式和职业伦理.

2017年6月1-3日,世界大学女校长布加勒斯特论坛在罗马尼亚迪米特里埃·坎特米尔基督大学举行,主题为“适应与引领:高等教育新生态下大学的改革与创新”.论坛由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现代女性领导力研究院、坎特米尔基督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来自19个国家的60多位大学校长和学者参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性别平等部部长Corat SaniyeGulser出席并致辞.论坛旨在探索教育新生态下大学改革发展的战略、提升教育领导力的方案、推进性别平等的路径.

非洲是全球广播电视发展水平最低、最不发达的大陆.过去十年,是非洲推进广电数字化成效显著的十年,也是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建设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的十年.作为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成果的一部分,中国加强对非传播,鼓励中国媒体走进非洲,在非洲广电数字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及影响力,但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影视对非传播正在开启新阶段.面对影视传播"五屏争辉、跨屏互动"时代的到来,中国影视对非传播的渠道建设与效果分析急需转型升级,方能提升对非传播力和影响力.本文通过追溯中国影视对非传播历史、分析当下中国影视对非传播渠道建设的现状与效果,就"五屏时代"中国影视对非传播如何拓宽强化渠道建设、提升传播效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策略.

随着现代传媒边界的日渐消失,知识分子越来越频繁介入传媒的运作,伴随而来的是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的日益去魅化.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作为传承形塑社会核心价值和公共空间的两大主体,在携手联姻中依然应承担其相应职责.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传媒应坚守其主体性,在合作中提升现代传媒的公共性;面向公众,坚守对公共事务的言说权.现代传媒需重构专业主义,提供“公共论坛”;借助知识分子的融入,彰显其弘扬理性、报道真相的社会属性.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传媒,融合而不苟合,彼此良性互动,方能共建社会公共性.

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理念与实践,可根据其指导理念和话语诉求,分为"兄弟论""合作论""责任论""软实力论"和"命运共同体论"五个阶段.五个阶段构成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鲜明主线,突显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理念与实践经历了从情感到利益、从责任到使命、从物质到价值的三个转变.但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特点是,主体国家主导,势单力薄,缺乏整合;渠道外交为主,媒体为辅,民间被忽略,导致中国对非话语体系欠缺学理支撑、民意支持.全面并且与时俱进地创新话语体系来阐述和说明中国,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亟待解决的新命题.整合主体、资源和渠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建构中国话语权,提升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话语权及影响力,应是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