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分析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学者发布的预印本论文和她们启动的研究项目都少于男性学者。

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新冠疫情期间，Megan Frederickson和6岁的孩子一起在家隔离，她好奇研究人员在这段时间里是怎么写论文的。为了防止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播，很多地方实施了封城措施。一夜之间，千家万户集工作、学校和家庭生活的功能于一体。推特上的讨论似乎也证实了Frederickson的推测：女性研究人员承担起了更多的育儿责任，与男性同行相比，她们在工作上面落了下风。

不过，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名生态学家，Frederickson还想看看数据能反映出什么。于是，她通过预印本服务器，调查女性研究人员当前发布的论文数量是不是比封城之前要少。她的分析——和另外几项分析——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各学科的女性研究人员的发表率不及男性研究人员。

加州圣克拉拉大学的社会学家Molly King表示，以上结果与有关男女育儿分工的研究发现相一致。有证据显示，男性研究人员的另一半更有可能不外出工作，而女性研究者，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她们的另一半更有可能也是一名研究人员。即使在夫妻双方都是研究人员的家庭，女性承担的家务也比男性多。King推测在育儿方面也是这种情况。

来源：M. Frederickson https://github.com/drfreder/pandemic-pub-bias/blob/master/README.md (2020; 所有作者分析); P. Vincent-Lamarre, C. R. Sugimoto and V. Larivière Nature Index https://go.nature.com/2XhxqxR (2020;第一作者分析).

预印本分析

Frederickson在分析中主要侧重于她自己常用的两个预印本服务器：物质科学领域的arXiv和生命科学领域的bioRxiv。为了确定36529篇预印本论文上73000多个作者名字的性别，她将这些人名与美国社会保障署（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婴儿姓名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对比；这个数据库登记了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的姓名和性别。

Frederickson查看了2019年3月15日至4月15日和2020年同期在arXiv上发布的论文；2019年至2020年，女性作者数量增加了2.7%，而男性作者数量增加了6.4%。在预印本服务器bioRxiv上，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增速差异略小（见“预印本论文的女性作者增速不及男性”）。（这两个预印本服务器在Frederickson的分析中并不具有直接可比较性，因为她只拉取了bioRxiv上的通讯作者的姓名，但是arXiv上的所有作者的姓名都拉取了。）

“差别很小，但是仍然存在。”Frederickson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封城时间较正常的研究时间线而言还是相对较短的，因此女性研究人员在事业发展方面所受的长期影响仍不明确。

基于姓名所做的这类分析的局限性众所周知。使用姓名来判断性别，可能将非二元性别人士排除在外，也可能判断错误。非西方姓名的作者更容易被排除在外。在不同学科间，这种方法的效用也因署名规范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使用姓名缩写而非全名——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常见做法。尽管如此，Frederickson认为在一个较大的样本基础上，这种方法仍能帮助揭示学术界的性别差异。

全新项目

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Cassidy Sugimoto是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一名信息科学家，主要从事科研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她另外对9个常用预印本服务器上的作者性别进行了分析。因为分析方法上的差异，她和Frederickson的分析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但是Frederickson的分析与“我们的发现一致”，Sugimoto说。

Sugimoto指出，即使是现在发布的预印本论文，可能也是来自几个月前的研究工作。“科学发表流程本身意味着分析不是及时的。”她说。因此，她在研究中也纳入了注册报告（registered report）数据库，注册报告标志着新研究项目的启动。

来源：P. Vincent-Lamarre, C. R. Sugimoto and V. Larivière Nature Index https://go.nature.com/2XhxqxR (2020).

在上面三个注册报告数据库中，其中两个收录了14000多篇作者性别可以匹配出来的报告，Sugimoto团队发现2019年3-4月至2020年3-4月（封城开始），女性PI在两个数据库中提交的注册比例下降了；在EarthArXiv和medRxiv等多个预印本服务器上，女性发布论文的比例也有所降低。如果只看第一作者，这种差异比在通讯作者中更明显；第一作者通常是事业刚起步的研究人员，而通讯作者通常是一项研究中最资深的教员。

“这是最让我担心的，因为这种影响是长期的，”Sugimoto says说，“出版物的最佳预测指标就是过去的出版物。”

事业刚起步的研究人员受影响更大

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Noriko Amano-Patiño说，在经济学领域也有迹象表明，这场疫情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影响更大。整体而言，提交至三大主要资源库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经济学领域类似于预印本论文的出版物形式）和提交至另一个专门发表基于研究的政策分析站点的特邀评论的总体数量并无明显差异。

她和她的合作者还调查了谁在使用专门的COVID-19资源库从事疫情相关研究。虽然自2015年以来，女性发表的工作论文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但是她们在COVID-19相关研究的作者中只占到了12%。Amano-Patiño推测这是因为除了育儿责任之外，处于事业发展早中期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女性研究人员，可能更不愿承担风险，也更不可能涉猎新的研究领域。“大部分资深经济学家都切入了这些新领域，” Amano-Patiño说，“女性初级研究员似乎才是在这方面缺席最严重的。”

“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经济学家Olga Shurchkov说。Shurchkov也分析了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学家的产出效率，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根据5月13日arXiv上发布的一篇预印本论文[1]，医学领域的新冠疫情相关研究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见“COVID-19的影响”）。对比2019年美国医学期刊上发表的近40000篇论文的女性作者占比，COVID-19相关论文的女性作者占比下降了16%。

来源：参考文献[1]

学术责任

育儿责任加重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女性更有可能承担起照看生病亲人的责任，墨西哥州自治大学的社会学家Rosario Rogel-Salazar说。这些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加明显，因为那里的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平均高于发达国家的女性。

女性还面临着影响生产效率的其他障碍。平均而言，女性教员承担的教学责任更多，而突然转向网络教学——以及相应的课程调整——会对女性产生更大影响，King说。由于许多院校因为疫情而关闭，非研究型校内任务（比如招聘和课程设置）占用的时间可能减少了，而这些任务通常主要由资深教员负责——大部分是男性。因此，男性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写论文，而女性则相反。

Shurchkov说，这些影响将随着封锁措施的持续而加剧，院校和资助机构应采取措施尽快缓解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如今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则可能对学术界的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后果。”

参考文献：

1. Andersen, J. P., Nielsen, M. W., Simone, N. L., Lewiss, R. E. & Jagsi, R. Preprint at https://arxiv.org/abs/2005.06303 (2020).

原文以Are women publishing less during the pandemic? Here’s what the data sa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5月20日的《自然》新闻上

©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20-01294-9

原文作者：Giuliana Viglione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Nature自然科研”微信公众号，感谢原作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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