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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杰院士谈科技部“19号令”:严肃与宽容

作者: 学术头条

时间: 2020-08-10 20:59

纪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清晰的规矩是万万不行的!

为规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氛围,7 月 31 日,科技部正式公布 19 号令《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9 号令”中以条文形式规定了违规主体、违规行为以及处理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五类违规主体:受托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科学技术活动实施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活动咨询评审专家、第三方科学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六类违规行为:受托管理机构(10 种)、受托管理机构工作人员(11 种)、科学技术活动实施单位(12 种)、科学技术人员(12 种)、科学技术活动咨询评审专家(10 种)、第三方科学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9 种)

十大处理措施:

(一)警告;

(二)责令限期整改;

(三)约谈:

(四) 一定范围内或公开通报批评:

(五)终止、撤销有关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

(六)追回结余资金,追回已拨财政资金以及违规所得;

(七)撤销奖励威荣誉称号,追回奖金:

(八)取消一定期限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管理资格:

(九)禁止在一定期限内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

(十)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8 月 9 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举办的以“科技部 19 条令——科研乱象的解毒剂还是止痛药?”为主题的特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表达了自己的两个感想,感想之一: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感想之二: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

以下为李国杰院士发言实录——

严肃与宽容

科技部出了个 19 号令,是件好事。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自律的科技生态要在“他律”的监控下才能形成。借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们也可以说,严明的纪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清晰的规矩是万万不行的。

2017 年 4 月,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发现 2012 年至 2016 年间,有 107 篇刊登在《肿瘤生理学》期刊上的论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宣布这些来自中国的论文集中撤稿。科技部经过认真调查后,做了严肃处理,让监督“长了牙齿”。

通过这件事的处理,科技部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规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建立相对统一、明晰的处理尺度和刚性的约束规则,2019 年 10 月出台了关于《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今年 7 月 31 日正式发布 19 号令。

与 2006 年科技部颁布的 11 号令《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相比,19 号令覆盖更全面,处罚对象扩大到实施单位、咨询评审专家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违规行为详细列出了几十条;处理措施更明确,从约谈到取消资格分成十类,强调合理区分,做到宽严相济;也明确了申述救济途径。

总的来讲,19 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会进一步好转。

最近美国政府疯狂围堵打压中国,试图科技脱钩,科技人员着急的是在与美国脱钩的形势下,科技界怎么卧薪尝胆,尽快补短板,提高科技的供给能力,科技尖子人才怎么冒出来。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不违规的科技人员只是科技界的良民。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

今天来开这个会的学者多数不会满足于及格的标准,可能不是因为看到了 19 号令会给中国科技界带来朗朗乾坤,聚在一起欢呼科技部下了一场及时雨。到会的学者可能想得更远,有更大的抱负。我没有最充分准备,只即兴讲两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

历史上大禹治水不是采用他父亲使用过的堵塞的办法,而是疏导成功的。人的心灵净化也主要靠远大理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引导。我读初中时读过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流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这句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今天的科技界有许多不良风气,这是多年来不重视人文教育的恶果。科技界虽然不是一块净土,但在整个社会中科技界应该不是最肮脏的地方。媒体可能对科技界格外关注,出一件丑事就铺天盖地,满城风雨。即使是《肿瘤生理学》集中撤稿这样的国际丑闻,也与前一段时间逼迫临床医生写 SCI 论文的导向有关,受第三方公司所害。科技界的违规行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的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至于申请人才帽子、评奖时“打招呼”托人帮忙,确实很普遍。这是一股必须刹住又很难根绝的歪风。

中国人的传统是“情、理、法”,受人之托,总觉得难以驳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扰。希望 19 号文件起到清洗剂的作用,横扫这股歪风。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评审制度造成的。如果不设这些人才帽子,凭成果奖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根本不知道评审的人在凭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计算机学会的评奖基本上是背靠背的,采取推荐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优秀博士论文奖因为要各个学校上报,就有人打招呼。

第二点感想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

前天参加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举办的高峰论坛,其中有一上午与华为公司任正非老总座谈。任总最近到几所大学访问,反复讲宽容出人才。他说得很明白,“要想将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

这次与我们座谈,他特别讲到两位大家认为科技活动“违规“的人才,一位是做基因编辑的韩春雨,另一位是所谓破解北斗卫星编码、被网上骂成”汉奸“的清华大学毕业的海外才女高杏欣。任总认为高杏欣没犯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大错,这样的人才不要往死里打,应当吸引回国。韩春雨发表一篇论文,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方法,后来因有些同行不能重复实现自己撤稿,闹得纷纷扬扬,似乎成了科技打假的大事。最近美国普渡大学一位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又证实了他的结果,他自己也在网络上预发了一篇论文。现在看来他原来的结果只是实验成功率低,不是不能重复。他的发现是否真有大的价值,我不做评论,但这件事反映了,开始的大吹大擂(诺奖级成果)和后来的无情封杀打压都有点过头,不利于基础研究。

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既不要吹,也不要打,”让子弹飞一会儿“。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 ,烦则人劳,扰则鱼溃。我觉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鲜,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应尽量少打扰。

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先安排,宏观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随机出现的,做了几年没有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19 号令的违规行为有一条是“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对工程性任务也许适用,对探索姓的基础研究就难以判断是不是“随意降低”。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为怕承担结题时降低任务目标的风险,申请课题时普遍打点埋伏,提前降低一点目标要求,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就很难出现。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奇葩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的“广种”,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的边界。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即使是高技术开发性质的课题,技术变化很快,三年之后原来设想的技术途径走不通了也是常见的事,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的决策。如果过于看中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龙芯的结题)。

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科技是否真的上去了就难说了。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

李国杰院士

1985 年于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7 年回国。1990 年被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代表。曾兼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信息技术与新兴产业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大计算机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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