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本文基于我国 2013-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究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积极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金融科技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强.为更好发挥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支撑点,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夯实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解决好承包地调整问题是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的关键.对四个延包试点村组的调查发现,各组的延包方案都内含调地选项,土地调整采用确权确亩不确地、利用机动地调整、以减地实现增地的方式进行.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呈现以下逻辑:将调整承包地作为满足农民诉求的优选方案,采取"不做大调整,适度小调整"的方式兼顾政府要求和农民利益,土地调整的基本原则是集体成员共享和按人平均分配.建议在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对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是否存在除"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土地调整会对农业经营规模造成何种影响等三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分层分类试点、扩大试点范围的方式,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二轮延包中的承包地调整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有效实现形式.
已有研究偏重以农村场域内个体农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为方法论基础,而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农民家庭制度转型为基础,捋清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方法.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市民农民化"实践新形态,使农民家庭制度从传统"一家一制"转型为"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应嵌入城乡新公共文化空间,展现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的特点,形塑不同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供给方式失调、供给空间非均衡、供给人才匮乏等导致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显然不适应农民家庭"一家两制"生活方式塑造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侧新结构.将农民家庭"一家两制"生活方式作为重要抓手,创新农民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精准识别机制、数字化供给平台机制、县域供给统筹协调机制和供需衔接保障机制,有益于优化升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适配率和精准衔接度.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主要关注作为官僚体系关键环节的县域政治、作为均衡发展核心支撑的县域经济、作为秩序维系基本依托的县域社会这三重维度所合力构建的支撑体系.在政治维度上,县政是最基础的一级基层政权,是应对城乡融合相关政策落地过程中面临的地域差异性境况和多元化需求的基础单元,同时县政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结合点,是城乡治理体系从分治转向合治的关键所在.在经济维度上,县域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承担基础性支撑,是城市反哺乡村的体制通道以及城乡经济交融的"牵线人",是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重要单元,对畅通城乡要素循环、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发挥桥梁作用.在社会维度上,县域作为社会秩序维系的基本单位,是应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暴露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单元,并构成兼具"社区"与"社会"属性、融合传统与现代要素的共同体,成为城乡文化互动融合的价值单元.在这些意义上,县域在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功能.
[Objective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clarif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on the plant growth, tuber form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key tuber formation related genes in aeroponic potatoes. [Methods]. The potato varieties‘Zhongshu 18’and‘Zhongshuzao 35’were used as materials, and virus-free plantlets with 3 weeks of consistent growth were selected. Six light treatments including two photoperiod[12 h/12 h（P1）,16 h/8 h（P2）]and three light intensities[150 μmol·m -2 ·s -1 （L1）,350 μmol·m -2 ·s -1 （L2）and 550 μmol·m -2 ·s -1 （L3）]were set up, recorded as: P1L1,P1L2,P1L3,P2L1,P2L2 and P2L3,respectively.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index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were measured. [Results]Under the condition of P1,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boveground biomass, underground biomass, stolon number, tuber number per plant and yield per plant of the two varieties were P1L3,P1L2 and P1L1 from high to low, and the P1L3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the tuber formation of ‘Zhongshu 18’and‘Zhongshuzao 35’,which were 10.3,3.1 and 7.4 and 4.2 d earlier than those of P1L1 and P1L2. The expression of StPHYF,StCO1,StSP6A and StSWEET-1 genes in leaves and stolons at stolon initiation and swelling stage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light intensit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between P2L2 and P2L3,but bo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2L1.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underground biomass and stolon number of P2 treatmen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light intensity,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1. Long-day illumination inhibited the tuber formation of the two varieties. Compared with P1L1,P1L2 and P1L3,the tuber formation time of ‘Zhongshu 18’and‘Zhongshuzao 35’treated with P2L1,P2L2 and P2L3 were delayed by 22.3,12.8 and 13.7 d, and 12.4,3.7 and 3.6 d, respectively, and the yield and large tuber rate were reduced. P2 treatment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StPHYF and StCO1 in leaves and stolons,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StSP6A and StSWEET-1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onclusions]In the production, the method of long-day strong seedling in the early stage can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stolons, and short-day induc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ubers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aeroponic potatoes.
构建合作社体系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本文构建了一个合作社赋能小农户增收的理论框架,力图阐释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劳动"适配性赋能小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并从摆脱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两个维度探讨合作社赋能小农户增收的可能限度.结果表明:(1)合作社能够显著促进小农户增收,但该增收效应存在一定的限度,即合作社具有赋能小农户增收,进而实现脱贫并防止返贫的显著作用,但尚不足以促进小农户实现共同富裕.(2)小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动时间再配置两种路径优化"土地-劳动"适配性以增加其家庭收入.(3)合作社内部不合理的分利秩序引致小农户增收的机会不平等是合作社赋能小农户有限增收的内在原因.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本文利用国家层面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工收入变动情况,探讨了促进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主要思路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2012-2022 年我国农民工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经营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分特征组来看,外出务工、东部地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更高.但农民工仍然存在收入增速放缓、动力不足,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分项收入中,存在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转移性收入城乡差距大等关键问题.本文提出促进农民工增收的主要思路是理清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与返乡农民工、老年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四组关系,分类施策.今后应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支持就业创业增加非农经营性收入,深化农村改革扩大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转移性收入等优化路径,并注重调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持续稳定增收.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模式,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 年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农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农村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产生作用的主要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是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有效手段.
作为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塑造村庄自治行动者行动仍需更深入的理论解释.引入制度理论与场域理论,构建"制度场域"分析框架,基于G市A村的个案研究,对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塑造村庄行动者行动的内在机理及实践逻辑进行阐释.研究发现,村民自治制度塑造村庄行动者行动的关键在于能否建构起村民自治制度场域.村民自治制度场域的建构离不开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的组合供给.其中,专门行动者、监督机制和外部资源赋予等规制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权威性机制,议事内容的利益相关性、议事主体的代表性和议事流程的可操作性等规范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可行性机制,物理空间、脚本符号和角色认知等认知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合理性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行动者的行动塑造主要通过场域机制的作用发挥,表现为自治制度场域惯习和资本.
组织农民开展有效的自我建设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通过对湖南北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村社主导的内源式发展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文化生产共同体作为内源式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机制,通过决策过程的共同策划、运作过程的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来形塑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价值认同和集体行动能力,以此再造村庄公共性,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力并强化农民之间的社会性关联.而文化生产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在于村社自主性的发挥,村社在文化振兴过程中扮演了资源协调者、组织引导者和集体行动守护者等三重角色,以此引导、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建设.内在的制度基础、共同的生活面向、文化结构构成了村社实体发挥作用的能力、动力和空间,从而实现了资源、组织和价值的三重整合,进而重构了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秩序.由此,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需要依托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塑造,并依靠村社自主性来构建文化再生产体系,促进文化生产共同体的形成.
作为迈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一环,东西部协作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性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以协同治理为理论依据,通过对东西部协作中苏陕协作各主体合作过程的分析,发现其遵循"国家-地方-社会"的实践逻辑.其中,在国家层面上,中央政府作为领导力量洞悉各区域之间的关联性,从全局做好统筹规划和要素分配;在地方层面上,东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在纵横府际通力合作,打破行政壁垒进行自上而下的任务传导;在社会层面上,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通过优势互补与资源置换,推进生产要素在东西部地区的双向流动.研究发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为区域协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地方治理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人才供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共同富裕耦合性等方面出发,以应对目前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这既有助于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注入动能,缩小区域差距,又能促进跨区域协同治理,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对接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起"助推器"作用.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实现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自发与嵌入的理论视角,构建"自发-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划分为村庄自治、政府主导以及企业参与等三种类型.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类型实践案例比较分析发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在自发性与嵌入性两个层面上的差异,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及其推进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关键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仍需相关主体之间进行相互作用,从而驱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之间也可因适宜的互动机制实现有效互动.由此,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要注重自发参与,在共识中达成集体行动;又要注重资源嵌入,在治理中探索有序发展;还要注重主体互动,在平等中寻找协同共治,才能真正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高效治理.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即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和工作中断概率上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效应迫使很多农民工转行参加新型灵活就业,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就业的"去技能化",降低了其工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增大了农民工健康风险,提升了其工作中断概率.以上两方面因素均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创新劳动就业政策以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等,是保证农民工稳定获得较高收入进而改善其就业状况的关键.
在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增加农民收入仍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分析过去10 年农民收入变化趋势特征的基础上,展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愿景目标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新时期坚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战略构想.研究发现:过去 10 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收入结构加快转型,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未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中长期目标包括农民收入水平迈上"新台阶"、收入结构达成"新均衡"、收入差距迎来"新拐点",但面临农民收入增速有所放缓、种粮收益亟需保障、财产性收入仍有提高空间、低收入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较弱等问题和挑战.坚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思路是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兼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要求、提高农民内生发展动力、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重点任务是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稳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作为脱贫攻坚时期的特色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在实现"先富帮助后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基于 2013-2020 年县域配对面板数据,将 2016 年"携手奔小康"县域结对帮扶行动视作准自然实验,通过测算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综合评价东西部协作对县域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东西部协作显著缩小了协作双方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但资源与环境约束后,东西部协作的效果不再显著;(2)东西部协作通过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缩小县域间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差距,进而缩小了县域发展差距,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潜在污染排放转移效应,也对以绿色可持续为导向的县域均衡发展产生了阻碍;(3)当协作双方的初始经济距离越大、产业结构越接近时,政策效果越明显.建议继续坚持实施东西部协作,制定差异化的结对帮扶措施,注重欠发达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修订完善多维考核体系.
终止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构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集体公有性与功能综合保障性,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制度保护法益的多样性,导致终止呈现终止方式缩限、终止财产处分限制更多等特别性.基于终止方式的缩限性,不宜将期限届满和低于人数下限约定为自愿解散事由,不宜将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规定为强制解散事由;在"破产终止后再重建"与"破产免责却不终止"两种方案中,后者更值得提倡,而且有个人破产制度的例证.基于终止财产处分限制的加强,还需明确限定责任财产的范围、限制破产期间与受理破产前一定期限内的集体资产股份赎回;成员或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权应在破产清算时被禁止,在丧失存续基础解散时授权集体成员民主议定.
[目的]本文旨在丰富三氯吡氧乙酸在麦田的应用技术,为麦田优势杂草防控提供解决方案.[方法]采用整株生物测定法研究三氯吡氧乙酸与异丙隆的联合作用类型及其对小麦的安全性,测定复配制剂在小麦与杂草间的选择性并在田间验证.[结果]室内试验结果表明:三氯吡氧乙酸与异丙隆复配对阿拉伯婆婆纳、猪殃殃、宝盖草、日本看麦娘、菵草表现为加成或增效作用,二者适宜的配比范围为(1～2)∶(2.9～5.8);与异丙隆按照质量比 1∶2.9 复配后,除草活性显著提高,其在小麦'烟农999'与供试杂草间的选择性指数为2.72～21.22.田间试验结果显示:药后150 d,三氯吡氧乙酸与异丙隆复配对猪殃殃、鹅肠菜、日本看麦娘的总株防效为86.2%～95.5%,总鲜重防效为88.8%～96.1%.[结论]三氯吡氧乙酸与异丙隆复配可扩大杀草谱,且对小麦安全,可用于小麦田防除一年生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