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中旬,我父亲刘建勋从广西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在河南开展工作过程中,父亲和钱正英阿姨相识,为了一些业务问题,他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相识",竟成为谈得来的好朋友. 父亲年长钱正英阿姨约10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型干部,他们的革命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钱正英阿姨每次只要到河南,必定会与父亲见面,两个人一聊起来就没个够.
1933年，18岁的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不久兼宣传部部长。从此，与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35年，20岁的胡耀邦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6年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1952年7月，又被毛主席亲自圈定，调到团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一生，从事青年工作的时间近30年，胡耀邦关心青年、
"锐意进取,严谨治学,赤忱爱国,正直刚毅,艰苦朴素,德高望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1998年为悼念赵忠尧所发的唁函,是赵忠尧献身科研,科教报国光辉一生的写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列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其中之一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与其他优势一起,共同推动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必将进一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1954年,原黑龙江省、松江省、哈尔滨市组建新的黑龙江省,欧阳钦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在黑龙江省委工作的12年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到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之前,全省胜利完成"一五""二五"两个五年计划,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基础薄弱、生产落后的边疆省份一跃成为国家的新兴重工业区、重要农业地区、主要石油木材产区和重要煤炭基地,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石油、煤炭和木材,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第一次替周总理做翻译是1956年秋天,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没想到我第一次上阵,就出了一个大洋相. 宴会时,按惯例我与尼泊尔首相的保镖和随从坐在最后一桌.但突然得到通知,在周总理的欢迎宴会上,我将坐在第一桌,为两国领导人做翻译.我很吃惊,也非常兴奋,觉得充满自信.
1920年10月到次年7月,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应邀来中国讲学.时值五四运动后的西学东渐,迷茫困惑的中国知识分子期待着这位当红思想家来指点迷津.10个月的中国之行,罗素作了近20场的演讲,为中国如何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畅所欲言.
1994年3月11日,我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在当年完成军事用地问题谈判以及其他多项谈判继续齐头并进的情况下,即重点关注和着手准备终审法院问题的谈判.
在抗战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多少将士共赴国难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在文化战线上,同样是殊死的较量,众多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自觉凝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出生入死维护国家文化遗产,郑振铎、赵朴初先生就是这样“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的勇士.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联共抗日无望的情况下,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批军政要员扣押,此即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事变来得突然,加之详情不清,中共中央最初只能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般了解来判定应变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纷至沓来,事件实质逐渐清晰,中共中央随即在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基础上对处理事变的方案进行了灵活及时的调整.
1992年,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就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问题达成共识,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九二共识”.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两岸关系虽然历尽曲折,但“九二共识”始终是维护两岸互信的政治基础,特别是2008年以来,在坚持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是黄河治理开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工程位于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130公里、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的黄河干流上,控制黄河流域面积6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92.3％,是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既可较好地控制黄河洪水,又可利用其淤沙库容拦截泥沙,实施调水调沙运用,抑制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对黄河治理以及促进黄河下游两岸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1966年11月3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在农垦部食堂刚吃完早餐后,王震部长的秘书汪文华通知我:“王部长在五棵松医院接见你和周鸣远.”我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即叫来周鸣远,从西单乘37路公交车,前往五棵松解放军总医院. 我们预先商量好由我向王部长汇报情况,护士把我们领到医院会客室,说:“王部长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我们在门口礼貌地喊了一声:“报告!”
1957年4月上旬的一天,我在政治部大门口站岗.那时拉萨情况正紧张.因为我刚从新兵师补充到连里七八天,什么也不熟悉,所以每次上岗,班长总是交代又交代,嘱咐又嘱咐.他说,我们是保卫军区机关的,责任很重大.站岗时要特别小心,见穿便衣的人,一定要详细检查证件.没有证件的,不论什么人,都不能轻易让他进来.
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个秤锤,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它底部长6cm、宽3.5cm、高10cm;材质为铜铸.秤锤正面上部铸“苏维埃万岁”字样,中部铸五角星,下部铸“壹佰斤”字样;其背面上部铸镰刀、锤子、枪造型,下部铸“公平交易”字样.其中“苏维埃万岁”道出了边区广大群众的心声,表达了贫苦百姓对新生政权的热爱;“五角星”代表边区群众一颗红心永向党;“壹佰斤”表示这杆秤是新式的市斤秤.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果从1980年2月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三岔乡果作村诞生的时间算起,到今年,村民委员会已在我国有37年的历史了.了解村民委员会是如何产生,后来是如何发展并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并且逐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系列自治制度,对进一步认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搞好村民委员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就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建设,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的作用时,他认为,组织和造就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干部队伍,尤其是培养一批有经验、有很高威信、有凝聚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集体和核心,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周总理在三○五医院住院治病期间,对自己生与死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还说,我和邓颖超早已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后来事实证明,周总理的这个决定,在中央一级是第一个实行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活得清白,死得“干净”.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自1936年9月30日开始,连载署名“行恭”的《江西苏维埃区域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让中央苏区的情景、风貌,展现于读者面前,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央苏区,也为今天研究中央苏区留下了亲历者撰写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以下是《回忆录》部分内容.
万子美,1943年1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中共党员.1967年夏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70-1978年任北京人民画报社意大利语文部负责人;1980-1990年为光明日报社驻意大利首任首席记者.自1991年起,在意大利从事国际贸易,并任职于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多个侨团.1993年、2002年被意大利两任总统授勋.主要著作有《透视意大利》,译著有意大利长篇小说《历史》,意大利喜剧《老顽固》《哥尔多尼喜剧三种》等,还负责编译了《外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的意大利条目.曾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