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法来看,日语中的「テイル」表示继续相,而汉语中的着具有相同的体意义。所以,在汉日有关体的对比研究中,两者的比较研究较多。但是大多数是从日语译成汉语的角度来比较,两者不对应的分析很少。而且,「テイル」形式并非仅仅表示继续这一体意义。工藤真由美明确指出,「テイル」形式还可以表示成效体和反复等派生意义。汉语中的着也有表示手段,目的等意义。这些意义中,两者是否对应,如果不对应,又有什么区别呢?本文从体意义的角度对「テイル」和汉语着的不对应情况进行分析。
池莉在《她的城》中沿袭了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描绘和女性命运的书写,通过三个汉口女人的特殊经历和恩怨纠缠,建构起以女性为主体的城市风情文化,并揭示了女性在城市消费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彰显了作家的世俗文化情怀。
共鸣在文学接受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发生于同时代、同文化背景的欣赏者与文学作品之间,又存在于超越了时代、阶段、习俗甚至文化层面的文学接受中。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类似的实践经历和作品优秀的艺术形式是产生共鸣的主要条件。但读者本身的素养和积极主动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接下来将以何其芳先生的《画梦录》为对象,讨论读者于文学接受过程中共鸣产生的条件,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Poe’s poetry always gives the reader an enduring impression, and produces an effect that even the stony people can be moved into tears. The large "subjective universality" （Leitch 510） it achieves is inseparable from one of Poe’s basic poetic principles, namely, "to write a poem simply for the poem’s sake" （Dole 251）. Many critics argue that "Poe’s aesthetic theory is perhaps more remarkable for its effect than for its substance; more intriguing by virtue of its repetition than for its content" （Kevin J 44）. This thesis will concern the effects of repetition in Annabel Lee. Repetition, as a paramount element in music,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musicality of this poem, which makes it easy to recite and memorized for a long time. Besides that, repetition has made the effects as follows.
《霸王别姬》塑造了一个传统的英雄美人爱情模式。历代的文人们通过想象,对虞姬之死赋予了各种意味。通过文学的不断虚构,在历史中无声的虞姬,被赋予符合主流叙事话语中儒家女性的文化身份。
苏童的短篇小说产量颇丰,经典之作也俯拾皆是。本文选择分析其中一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从它的人物形象、死亡母题两方面进行论述。通过对老人与孙子的人物形象分析,来探讨小说中活埋事件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以及死亡母题下更为宏大的孤岛背景。
文化外交是当下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不可越过的一个话题,建构主义则是分析国际政治关系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框架。本文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往和传播行为为例,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了文化外交的目的、意义,并通过分析观念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揭示文化外交的本质,及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墓志铭,通常说来既是死者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它是人们对死者理性描述和感性表达的结合体。英语墓志铭形式丰富,内容多样,揭示了西方人的生死观。普通的英语墓志铭形式简洁,为了便于读者直接掌握有效信息,它的用语慎重而巧妙。而特殊的英语墓志铭也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简洁明了。其次,英语墓志铭不失幽默。再次,在英语墓志铭上陈述死因并非禁忌。因为西方的历史传统是从终极(即死亡)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换言之,在西方文化中,死亡被当做一个新的开始。最后,英语墓志铭偏向于强调个人的理性存在。所有这些特点集中地反映了西方人豁达的生死观。
《宣叙》集中体现了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只启发,不说教"的写作原则,不失为了解其创作特点和写作智慧的捷径。这是一个"喧宾夺主"的故事,它以读者为阅读的主体,其用意所在不是解决主人公的身份疑团,而是通过问题和矛盾的产生,引领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并同时突显影响种族身份和意义生成的社会成规、刻板印象和个人偏见,让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无所遁形。
中原姓氏是中国姓氏之根,中国姓氏是韩国姓氏之根。韩国从借用中国的律法、礼仪到借用中国的文字、姓氏,并将其传承发展至今。据统计韩国目前共有250多个姓氏,本文通过探索这些姓氏的起源以及其在漫长岁月中的演变与发展,从而确立其中起源于中原的部分。并从历史、政治、社会等角度具体分析其传播途径以及在韩国的发展变化。最终确立中原根文化在韩国的历史地位,为中原经济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级办电视使得省级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处于中央媒体和地市级媒体的两面夹击中。中央媒体在新闻来源、节目质量、传播渠道、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地市级电视台则凭借对民生新闻的充分挖掘,同样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山东电视台于2003年6月成立公共新闻频道,与新闻中心整合,以颇具地域特色的选题、新颖的报道形式、栏目版块的巧妙设计,扩展了新闻视角,丰富了新闻素材来源。其名牌电视新闻栏目《民生直通车》更是给其他省级电视台同类型电视新闻栏目提供了宝贵经验。
何顿小说《湖南骡子》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其美学特质是使作品的真实感加强,并对读者的理解产生某种程度的距离控制;为解决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非全知的弱点,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者边缘化的策略,使叙事更灵活自由。但为了预设悬念,产生出人意料的戏剧化效果,小说又在边缘化叙事下采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
明末清初诞生的中国戏曲文学双璧《牡丹亭》《桃花扇》的不朽是以体现顺应时代发展脉搏的新思想所导致的对理学理念的冲突而凸显"现代性萌芽"为标志的,其核心是对理学思想的"表达"与"反叛"。表达立足于理学理念的弘扬,反叛则是对理学束缚人性的背离,二者的纠合不仅体现着传统体制末期士子阶层的思潮变化,更反映着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伟大。《牡丹亭》《桃花扇》这种表达与反叛交织的表现佐证了《牡丹亭》《桃花扇》两部划时代的戏曲巨著所客观表达的意识缺乏完整而宏伟的思想体系,仅属懵懂的现代意识或仅仅是现代性萌芽。
卢卡奇作为20世纪最为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给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在他的青年时代所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一部经典之作。众所周知,物化理论是贯穿于全书的核心思想,而其并非单单是受黑格尔、马克思等哲学大家的理论影响,必须在此重点说明的还有一位,即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Time of narration is the focus of narratology scholars. Gerard Genette,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of Classical Narratology, has discussed the time of narration in detail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 Yuan's novel, Ghe Enticement of GnagDiSi, is the earliest work of Avant-Garde. He makes the narration as a skill, and constructs many narrative snar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Gerard Genette as foundation, and discusses Ghe Enticement of GangDiSi from three aspects.
观物取象与符号建构结合是建筑符号中常用的观察方法。通过观物与取象修辞效果上的启示,借助表达意义和接受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观物取象在符号建构中修辞活动及修辞效果的重要性。
萧红从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出发书写了《呼兰河传》,又在《呼兰河传》中寄托她一生的情感。情感不仅是解读《呼兰河传》的角度,也是把握《呼兰河传》和萧红的核心点。在时代背景和个体性情的综合作用下,《呼兰河传》这部集大成之作凝聚了萧红双重的个体情感和故乡/民族情感,在自己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中超乎时代地表达心中的大气象。
《平凡的世界》里,作家所塑造的孙少安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平凡的黄土地上敢于尝试新事物进而致富的一位农民青年,可以说,孙少安在事业上是大胆且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但是,在感情上,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婚姻观念,封建的门第观念却使他放弃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再加上双方无奈的妥协和作家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情节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要以悲剧而告终。
中国电视行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在市场化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娱乐产业已经在全球各个传媒领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在这种机遇下,中国电视平台要想取得长久发展就必须拿出顺应自己本土特色并与高质量电视创意相结合的产品,避免流于同质化与媚俗化。真人秀类节目在近几年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娱乐产业发展中已俨然成为一支强势的中坚力量,本文就本年度在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作为案例分析中国电视娱乐产业发展新突破与新亮点,试图为选秀节目与中国土壤相结合的道路中提出可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