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据考古发现表明，自唐代起，瓷器便作为重要的商品远销海外。明清两朝，景德镇的制瓷业达到了历史巅峰时刻，不但占有国内市场，大量产品也行销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在欧洲，一度被美誉为“白色金子”。明代晚期以来，为迎合外国人审美，众多专属外销的纹样应运而生，其中山水楼阁纹便是较为常见的一类，流行时间长，且对欧洲本土瓷器影响深远。
晚清重臣翁同龢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浓重的“齐家”意识和神圣的家族使命感。他写有大量的家书，给父母、兄长、嗣子、侄子、侄孙，乃至侄曾孙，旁及堂侄、堂侄孙等亲族。翁曾禧是翁同福的长子、翁同龢的堂侄，虽无功名，却肩扛照顾诸弟妹的重任。翁同爵和翁同龢全力帮助他，希望改善其一家的生活状况。长期担任外官的翁同爵多在经济上帮助和支持翁曾禧，长期担任京官的翁同龢则多以人脉关系为翁曾禧说项找工作，同时给予其巨大的精神鼓励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作为家族一员和受帮助对象的翁曾禧知恩图报，经常代替不在家的翁同龢、翁同爵处理如修墓、归葬、举殡、祭祀等重要的家族事务，还为翁同龢守孝期间编辑家谱、先集及修墓、改葬等大事做一些提供信息、联系刻工、联系写手等基础性工作。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叔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大家”的观念和家风，值得今人思考和学习。
五、佛陀涅故事及相关题材造像据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经号374）的记载：佛陀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入涅。据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经号007）记载：“（佛陀）语阿傩言：‘汝可往至娑罗林中,见有双树,孤在一处。洒扫其下使令清净。安处绳床,令头北首。我今身体极苦疲极。’尔时阿傩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倍增悲绝。阿傩流泪奉敕而去。至彼树下洒扫敷施。皆悉如法。还归白言：‘洒扫敷施皆悉已毕。’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入娑罗林,
桃源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因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而闻名。桃源地处要冲,沅水在桃源县域内自西南向东北蜿蜒贯穿全境,逆沅水向西可深入武陵山区腹地直至云贵,顺沅水入洞庭经长江向东可达江浙,历史上素有"滇黔孔道"之称。交通的便利使得历史上的桃源成为多种文化汇聚之地,世居在这方诗歌田园之地的人们生活富足,闲适恬静,质朴纯真,他们在较富足的物质基础上,不断艺术升华着平凡的生活,
帝后礼佛图浮雕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凿刻于北魏宣武帝时期,意图纪念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皇后。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组浮雕被当时做洋庄生意的商贾盗凿,两面浮雕分别贩售给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致使我国重要文物外流。在浮雕被盗凿之前,多位域外汉学专家曾造访踏查浮雕,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本文考证的拓片,也出于浮雕遭毁前的传拓,较为完整地存印并再现了浮雕全貌。
中国是世界上瓷器烧制技术的发源地,浙江湖州出土夏商时期原始青瓷就反映出先民的不懈探索（1）。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至迟在唐代,中国就将瓷器作为贸易产品随丝绸输往国外（2）。2021年10月29日,展览"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来自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文物,以陶瓷贸易所带动的跨文化交流视角为主题进行呈现。
青铜豆出现自商朝晚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达到鼎盛，作为重要礼器，与鼎、壶组合随葬于大中型墓葬之中，一直延续至两汉时期才最终消失。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狩猎宴乐图铜盖豆便是一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青铜豆。
虎属大型猫科动物,《说文解字》中称:"虎,山兽之君也。"早在200万年前,被称为"中华祖虎"的现代虎祖先,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虎文化也应用而生。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虎纹饰,多见于鼎、尊、钺、戈、卣等器物之上。战国至秦汉出现专门调兵遣将的铜虎符,形为两半,上有铭文,一半中央掌握,一半给予地方,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方能生效。宋代将显出虎纹斑的瓷碗称为虎斑,是茶盏的代名词。
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宋代玉器的鉴定是古玉器鉴定中的难题之一。很多风格相似的旧玉器,在今天我们仍然难以准确断定它是唐代的、宋代的、还是元代的,甚至明初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暂且仍然按照老方法将其笼统地称为宋玉。而重要的是一定要将宋玉与明朝中晚期以后制作的玉器区分开来。因为宋玉是十分珍贵的,宋玉鲜明的时代风格既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鉴定宋玉的主要依据。
一、高温铜红的起源在中国陶瓷史上,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铜红最早发现于唐代长沙窑。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白釉红绿彩写意纹执壶（图1）上的红色纹饰,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最早的高温铜红,但通过对纹饰红绿色彩的比对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红色的效果很可能是偶然出现的。此外在长沙窑的遗址中也时有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
从战国到西汉初,是中国铜镜演变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非常发达,类型繁多,纹饰绚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上海博物馆历年收集铜镜,十分宏富,曾精选珍品,编成《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录（陈佩芬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其中战国至西汉初的铜镜约占三分之一。图录对这些面镜已有深入研究,这里只选取特别重要的两面,试提一些补充意见,请大家指教。
中国古代建筑是不同时期社会文明和人的情感对现实地理空间的综合映射,记载着所属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随着长时间历史文化积淀,古代建筑中的琉璃制品在屋面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表达秩序、宣传礼制和求吉纳福的重要路径。三晋琉璃作为中国传统琉璃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拥有琉璃发展的共性,而且独具特点。凭借琉璃作品多样的形态、绚丽的色彩和变幻的纹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涵,使山西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建筑都能在全国独放异彩。
青铜爵作为三代礼祭器之一,自宋代为人收藏,见诸经谱以来至今不改。唯清代以前诸谱由于受时代与研究方法所限,故而对各器时代的隶定虽有商、周之别,却是臆测大于科学,多不足为凭。至罗振玉氏《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五、十六共录爵712器,堪谓集大成之作,然其唯注重文字而不具图形,于断代辨伪作用不大。今人之《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台湾故宫博物院编1991年版）始以考古发掘之地层材料为据,
一、春秋晚期玉器春秋时期玉器的种类1.礼仪器:春秋时期被先人奉为礼天地四方的六瑞——璧、琮、璋、圭、琥、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已失去了其礼仪的意义。只多见璧和璜,且多为小型佩戴之物。
对传世书画进行鉴定,辨别真伪,主要在于把握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不了解掌握各书画家的个人风格特点,时代风格也就无从把握,书画鉴定就会茫然失从。一、艺术风格的种类艺术风格是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具体体现。历代著名艺术家,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和艺术特色,这种特色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即成为各种类型的艺术风格。
鉴析一件古代名家的书画作品,既要着重从本幅书画所呈现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方面来进行判定,亦即书画鉴定中常说的主要依据,也要注意辅助依据诸因素,如他人题跋、鉴藏印记、纸绢材质、装潢形制等。对各方面因素全面考辨,方能得出具较充分依据的,至少自圆其说的鉴定结论。董其昌的《春山欲雨图》卷,运用这一方法,即逐步得出了较明晰的结论。
弘一法师是近代的高僧大德,更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他在书法、绘画、篆刻、音乐、佛教、戏剧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放在历史上,这么全面的人也是极为少见的。弘一有太多的话题供世人研究和玩索。本文只是就其书法谈谈个人的感触。弘一的书法诸体兼善,出家后的写经体面貌独特,独立于20世纪的书坛。
"云想衣裳花想容",以花喻人,借物言志,自古文人雅士多有诗词名句、翰墨佳构流芳于世,南唐徐熙将玉兰、海棠、牡丹揽于丹青之中,成就"玉堂富贵";明代文徵明《咏玉兰》"绰约新妆玉有辉",赞玉兰纯洁无瑕、风姿天成。近代最具逸气的文人画家溥儒将《咏玉兰》入画,以清丽之笔绘"玉堂富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