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6年顾拜旦在雅典创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化,奥运会也难逃政治风暴打击,其中对奥运会影响最大的就是美苏以实现政治目的发起的联合抵制。1981年,国际奥委会将第24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韩国汉城韩国首都,现称为首尔。。此时,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仍然相互对立,冲突不断。由于朝鲜试图再次发起联合抵制,以萨马兰奇为代表的国际奥委会为1988年奥运会顺利召开,极力促成朝韩谈判,以此降低政治抵制风险。四轮洛桑会谈过后,由于朝韩双方分歧严重,最终没能达成共识。这场南北争夺主办权的过程实质上牵动于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变动。在这场体育精神与政治势力的角力中,既展现出萨马兰奇应对危机的外交智慧,又体现出冷战后期东北亚大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外交逻辑。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经济会议的历史才零星地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①关于西方史学研究的情况,法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梯叶里·罗宾(Thierry Robin)指出,在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史著作中都忽视了这一历史事件.②对于这一重要的对外政策措施,在历史研究中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分析. 虽然受到西方的压力和信息封锁,来自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48个国家的471名代表还是成功召开了莫斯科经济会议(不包括参加会议的84名专家、顾问、观察员和参加宴会的普通客人).这是1947年“铁幕”落下后苏联组织的第一次如此规模的国际活动,动用了后勤部队参加此次活动——既有“外国游客”工作人员,还有翻译、司机、服务员.考虑到前来“考察”的游客众多,苏联按照各代表团的申请,发放了不同类别的签证,据组织者评估,举办此次活动花费的总额超过718万卢布.③但最终的实际数字还不为人知.
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强烈反对法国政府1950年关于组建欧洲煤钢联营和成立欧洲防务集团的两项提议.冷战历史编纂学也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当充分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依据俄国档案文件,考虑到苏联领导人对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态度,就克里姆林宫对西方实施这些计划的政治和外交反应进行研究.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列宁在其著名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评价,自然影响着苏联领导人对欧洲联合问题的态度.与191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立场不同,列宁在1915年问世的这部著作中断言,“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达成协议的目的就是镇压欧洲的社会主义.①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大林及其战友们对于战后欧洲建立联邦、多边联盟或集团所持的谨慎态度.例如,1941年12月17日在莫斯科,斯大林(J.V.Stalin)和莫洛托夫(V.M.Molotov)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A.Eden)对苏英战后安全条约的补充协议进行谈判,苏联的草案指出,没有来自苏联(和作为缔约第二方的英国)的“安全威胁”,就决定了此类欧洲联邦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该文件中,苏联承认,“有必要建立一个欧洲委员会,作为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该组织理应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游击运动在阿根廷迅速壮大.本文以阿根廷最大的游击队蒙托内罗为例,通过三个方面探索其发展的动因.首先,国际冷战格局下,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阿根廷激进青年在古巴革命的鼓舞下拿起武器;其次,阿根廷国内政治的极化与政治参与途径的封闭,让阿根廷年轻人选择通过暴力形式参政,庇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阿根廷天主教青年受到革新天主教思想的影响,走向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通过这一分析可窥见,在冷战时期,阿根廷的游击战与发达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和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不同,有着独特的根源和特色.
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共建计划未能实现,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贷款问题是这一历史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从西欧和东欧产生统一的金融空间的前景的角度来说,对战后欧洲货币普遍的一体化和非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理解苏联在政治与经济上有多大意愿同西方金融中心进行合作,可以以美国、战时英国和战后瑞典未实现的贷款为例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在莫斯科与主要西方国家的首都之间,这种联系存在了很长时间,尽管冷战的第一波“寒流”已经袭来. 正如V.P.波波夫(V.P.Popov)在自己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关于外部因素对苏联战后经济重建的作用,现有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①根据波波夫的结论,在1945年苏联政府的预算中,有16.2％的国家收入来自于《租借法案》和赔款.而且,苏联领导人计划同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发展有利的经济合作.
本文根据未发表过的和以前未报道过的苏联档案,以及鲜为人知的美国档案,总结了1943-1946年间,苏联政府对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演变情况.本文阐明了苏联政府对国际经济合作的态度——在20世纪50-80年代,无论苏联还是西方,对此的宣传都严重扭曲了事实,从而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的一个重要空白. 基于历史主义和客观科学的原则,本文对苏联档案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将其与美国档案进行比较,之后,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在战后贸易和货币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初期阶段,苏联领导层高度重视苏联参与制定合作的原则,并愿意向盟国做出一定的让步,以便促进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并维护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强有力的大国角色.然而,自1945年秋季以来,由于一系列政治性的原因,苏联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苏联被卷入美英之间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博弈,苏联领导层根本无法知道这场博弈的所有细节.因此,当时苏联政府的许多决定,包括莫斯科就苏联参与1945年秋季至1946年春季国际经济合作可能采取的原则的决定,均基于虚假或不充分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苏联在此期间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因.
关于编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工作在苏联进行了很多年.斯大林认为这一工作极其重要,这一事件的直接和积极的参与者谢皮洛夫①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印象是,斯大林赋予了理论工作“首要的意义”②.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的说法是,它“就像空气一样”③被需要,没有经济学理论知识“我们将会死亡”,“无论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也就谈不上”④.他认为,在教科书中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从党内流行的引经据典到对原著进行深入的学习. “还在战争爆发很早以前”⑤,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就被委托给了列昂捷夫⑥.为了对工作的结果进行评价,组建了一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特别委员会.战后,列昂捷夫准备了“时而是14卷本,时而是15卷本的方案”⑦,但他没有使斯大林感到满意.
1982年夏季的中国外交决策会议,涉及中国的对美政策和对苏政策,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但是会议的具体时间、内容和会议次数的模糊,导致学界无法研判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在中国领导人决策议程当中的优先排序.通过研读中国领导人年谱和高级外交官的回忆录,可以确定,中国领导人只在1982年7月15日召开过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决策会议,并在中途添加了中苏关系的议题.所以,中国对苏缓和是配合中美谈判的筹码,并非是中国外交上的战略性变更,而是服务和服从于中关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于1943年11月下旬参加了到那时为止中国参与的首次,也是在战时的唯一一次峰会,即开罗会议.蒋介石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1月23日的政治会谈,为战胜日本和奠定战后亚洲和平的《开罗宣言》确定了纲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当时蒋一罗会谈没有进行会谈记录,迄今为止的有关学术研究,只能依据多年后已经退据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一份真实性颇有问题的《中方纪要》.本文利用笔者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发现的中方在会谈前提交给美方的一份“申明中方诉求的备忘录”,结合其他相关档案史料,将两份文件加以分析、比较,力图接近中美会谈时双方对战后亚洲诸问题的真实立场.
美国基于“联华制苏”大战略构想,推行“有限武装扶华”政策,默许英国率先对华军售.1975年,英中达成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协定,实现西方军备首次入华.英国是对华军售急先锋,其谋求提升中国制苏战力,求取军售利润,并借军售助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方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马岛战争)中英军的不良战绩而未引进英国成套的重型装备,但双方仍签署了其他军贸协定.英国对华军售遵循限定性原则,即有限提升中国常规战术军力,但禁绝增强中方战略进攻能力,与促进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西化中国的大战略同构,凸显了西方对华军售背后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元战略考量.冷战后期的中西方安全合作肇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英军事合作,并直接发展为80年代美欧的规模化对华军售,构建了冷战转型时期所谓的中西方蜜月关系的历史实践.
1977年秋,我认识了几个语言学院的非洲留学生,他们人很好,但总的来说在中国过得不太愉快.比如那些乌干达学生,他们申请的都是要拿学位的,乌干达教育部也是这样承诺的,但到中国后,却发现只能拿到毕业文凭,这对他们毕业后无论去哪读研或考博都很不利.我1977年9月5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978年到1981年,我和太太贾尼丝·R.麦金农(1943-1999)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受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但我的实际工作单位是《人民日报》国际部.我在那儿给30个有背景的年轻人教英语,他们是20年来《人民日报》的第一批驻外记者,学成后将被派往讲英语的国家.贾尼丝的工作单位在新华社,负责给英语新闻把关润色.
围绕“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问题的多边和双边经济外交画面很复杂,此前,围绕该问题的研究与裁军和战后边界问题相比一直处于次要层面.受持续进行的冷战和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苏联学界被“排挤”,没法研究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经济联盟的课题.后苏联时期,这个问题只是在一些回忆录中得到阐述,而一些零星的研究也没有使用苏联档案.①阐明这个问题,需要考察战争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参与多边经济外交的情况. 众所周知,1941年9月24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苏联表示赞同1941年8月英美提出的《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内容.《大西洋宪章》是反希特勒联盟的纲领性文件,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文件第五条就是准备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实际上,这份文件签署后,英美就围绕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命名进行了并不轻松的争斗.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确立了贯彻日内瓦协议、通过全越大选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这项以“政治解决”为主要特征的统一政策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它的出台不仅仅是为与日内瓦协议的相关政治条款对接,至少还包含两个相互纠葛的动机:一是为“巩固北方”的国家战略服务;二是为配合苏联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调整.尽管从结果看,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协商普选没有发生,但越南劳动党通过两年来履行日内瓦协议的外交实践逐步认识到冷战背景下国际协调机制和外交斗争的局限性,因而对统一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重视政治、外交、军事不同手段的综合运用.这一调整令越南劳动党得以协调统一国家、巩固政权、盟友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但直接开启了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也为日后越南劳动党在南方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斗争提供了政策空间.
当前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龃龉不断,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如何研判美国政府相关举措的战略意义、性质,检视二战后美国经济冷战政策的缘起及演变,大体可为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相关问题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本文将在概述美国经济冷战政策基本演变历程的同时,注重解释各种因素在演变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文件中——如《大西洋宪章》《租借法案》,在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文件和政策文件中,都涉及了关于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从1941年至1943年初,确定了各联盟国家政府今后工作的主要方向:建立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即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一个对受战争影响和被占领的国家提供贷款的国际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设立一个管理国际贸易的机构(即国际贸易组织).从1943年至1946年,这三个主要方面对于美国和苏联而言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全球性机制为欧洲大陆生活的发展奠定了总的基调.但是为了理解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的诡谲复杂之处,应该对“欧洲”在二战后期的制度形成进行仔细的研究. 传统上,专著中关于苏联对“统一的欧洲”的态度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苏联不接受任何“欧洲合众国”的想法,这来源于列宁的提纲,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要么从一开始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反动的.由此通常得出的结论是,莫斯科对任何欧洲一体化的方案都持消极的态度,苏联针对20世纪50年代建立西欧一体化组织的众所周知的外交照会和评价就是明证. 但是根据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的材料①,对苏联认知的这种单一解释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学术研究中,早先令人兴趣乏乏的战争时期引起了新的兴趣点,在这个时期开展了关于欧洲战后安排的初步讨论,并将今后可能出现的全欧洲体系的话题提了出来.
美中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正走向一个关键的节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在东亚地区的海军实力正迅速提升,已挑战了东亚安全秩序和长期以来美国在此布局已久的区域安全利益.随着美中海上力量差距的不断缩小,保持地区稳定、维护大国和平的挑战也将愈发严峻.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战略环境之中,尤需美中两国构建稳健且明智的领导团队. 权力转移从来就是艰难的,美中两国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可预见到中国将在东亚寻求更多的安全利益,而不会满足于当年中国海上力量不足时所建立的区域秩序——这一秩序授权美国在中国周边自朝鲜半岛至马六甲海峡的区域里,可以不受挑战地使用其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的海军和空军设施.美国占优势地位的海空军力量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合围之势,挑战着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海上利益.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就在批评美国的冷战阵营,而中国对这一地区秩序的挑战,也符合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雄心.
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美国政府据此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简称“国安会”).从此,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决策实现了“一体化”.①国安会的职能及重要性,在每届政府并不相同,但毫无疑问,它已是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而国安会档案,也相应地成为美国最高层的外交文件.
国际关系史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交叉领域.国际关系史研究旨在深化世界史学科中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理解,并为发展政治学下属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经验基础.国际关系史研究(以下简称“历史研究”)对检验、修正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寻找能够同时发挥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长处的研究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