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诗派是传统儒家诗论的集大成,它的出现并不是建立在创作的实绩上,而是权力渗透的结果.对程朱理学的不满、假理学的泛滥及对诗歌的爱好使得乾隆改变了前辈在文化政策上独尊理学的做法,推崇经史及诗文.沈德潜的诗论具有浓厚的说教色彩,因文见道的诗学与乾隆的文化政策相吻,沈德潜晚遇乾隆有时代的必然性.乾隆和沈德潜的赓歌唱和既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具有个人的因素,这一无所不包的宏大叙述其实是盛世的点缀,它排斥负面抒写,坚持“治世之音”的正面意义.格调诗派在乾嘉时期影响很大,是维护政权的有利因素.沈德潜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也是清代优秀的诗文选家,他的历代诗选思想和艺术双重标准,对文学史的判断很有眼光,诗歌选本在清代影响很大.沈德潜的清诗选和“一柱楼诗案”违背了乾隆政治唯一的标准,导致了沈德潜的身后难堪的遭遇.
诗歌应是缘政而发的评价性话语,诗人则公心道义之所寄,并无自身之特殊利益.由毛诗学拭明的这颗诗心极为深刻地体现了儒者卫道救时的使命、代言天下的话语立场,以及切关时政之需的实践精神.毛诗学的复兴发生在魏晋以来的审美文化语境下,以及宋明理学和乾嘉学术史的末端,十分深刻地切中了儒学空疏乏术的症结.在文化史上,儒学代变,而儒家道义精神却有时而晦,正有赖于汉学包括毛诗学—文学话语的复兴保存了一线生机.
在近代中国意境论建构进程中,林纾的古文意境论在系统性上足可与王国维的词学意境论匹敌.林纾古文意境论的核心是道理和性情两大支柱,其学理的依据来源于传统诗学意境论和宋明理学的性情与道理学说.诗学意境论对林纾古文意境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重视性情以及文体要求上,而宋明理学关于道理、性情等方面的论述则对林纾意境论的逻辑结构、概念内涵及文体要求等方面均有影响.林纾的古文意境论可以是真正立足于中国传统开出的美学理论,但是林纾的根基古文和理学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被时代迅速抛弃了.因此,林纾古文意境论形成之时也正是中国古代意境论终结之时,而王国维承担的使命则是对之进行更新与再造.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变迁是比较复杂的,选择不同的视角就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思想景观.本文从现代文学思想主导话语变迁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关于文学言说的主要思维方式、概念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文化现实、文学实践等,并在此基础上将现代文学思想的主导话语分为从礼教话语向自由主义话语、从自由主义话语向审美政治话语、从审美政治话语向民族国家话语转型三个阶段.尽管三个阶段文学思想主导话语各有特色,但就这些阶段的整个文学思想话语而言,则都表现为多元性、科学性、世俗性、公共性的特点,这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颇为难得的.
徐复观的心性观念来自自孔孟到宋明理学的思想史阐释,并构成了其中国艺术精神观念的思想根源.在以心性作为价值根源的意义上,徐复观承续中国儒学传统而来的心性观难脱主客相对、对象化的局限性;在对老庄之学的全新阐释中,徐复观以虚静之“无”为心性,极大拓展了传统心性观的思想视野,但同样难脱以“无”为对象的主客相待之局限.徐复观心性观是其中国艺术精神观的根源,心性观的局限同样造成了其中国艺术精神观念的局限,使其所理想的“根源之地的根源性关系”只是发生在主体对象化意欲统摄下的想象中的主体对客体的投射游戏.
曹操、曹丕、曹植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对古辞《陌上桑》进行模拟的文人,以往学界均认为三人只是借用古曲调,未涉及采桑之事.其实,拟作虽未与采桑故事有所关涉,但并未脱离古曲《陌上桑》的创作背景,主要是基于对“桑林母题”传统的多元文化内涵的继承,而各自的侧重点又与其兴趣爱好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贾宝玉的女儿观,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贾宝玉欲以情为中心,用“意淫”——体贴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情不情”的结局.清净和灵秀必然消逝,决定了贾宝玉的“女儿梦”必将灭亡.可林四娘故事的提示,说明真正地用情“体贴”,必须要全心付出,勇于担当.如此的人生才具有真正的文化诗学意义,也才能走出“虚幻”的泡影,谱写灿烂、真实的人生.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产生源远流长,而体认则是其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点.这主要与中国固有背陆面海的地理环境和古老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密不可分.在大陆性季风气候环境下孕育出的农业文明直接制约着生活于其中人们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间接作用于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的不同又间接决定着人们对宇宙人生、社会关系、自然环境、道德品格、审美感悟、文化制度以及文学创作与审美批评等方面认识的差异.人聚天地之气,成为万物之灵长,对世界自然的观察思考皆源于敏锐的心灵和敏感的神经,而作用或传达在身心上的烙印就是体认.正是体认的获得才使人们感知到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气候变化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生命律动.体认之浅深直接制约着生命质量的高下、审美体验之有无和创作成就之大小.可以说,没有体认就没有诗意的生活感受,自然也就没有艺术创作的冲动、艺术作品的产出与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萌生.由此可见,体认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创生的起点.
登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母题,而“登临”本身又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低处行至高峰,随着空间位置的移动,视觉角度随之改变,诗人的身心体验并不相同.中国的诗人们如此热衷于这样一种步步前行,充满复杂变化的动态过程,因为行为动作上的往上,心态上的攀登,以及因为角度变化带来的感受,象征和隐喻了中国士人文人“修齐治平”的人生结构.自山脚而往上,“自卑”乃高山仰止,修身之始;而山中乃是云深之处,正如人生的中途,“迷”总是萦绕不去,需要在“云”起“云”落中体会往顶峰那漫长途中的五味;及至于登临山顶而望,诗人因为拥有无所限制的全知视角,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时空而感到快乐,同时也更为明了望而不见的,明了人生在世的限度所在,因而分外忧愁,诗人体验到的思绪的无限和身体能力的有限在此达到矛盾的极致;继而咏而思归,醉以忘怀.
古无“势”字,以“埶”代之,本义并非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种植,其甲骨文字形表明它的含义是祈祷禾苗长势旺盛,其中包含着主体的祈愿力以及客体的生长力.以往关于“势”源于“藝”,以及“势”从“臬”取义之说,均未识其本.“势”本义所包含的主客体交融之力的属性,在其进入文艺美学领域时有所留存.“势”在中古时期的审美生成与演化,整体上存在从汉代“即形言势”到六朝“尽形得势”的发展趋势.书论对形上或形外之“势”的阐发,画论对“情势”“容势”的探讨,是主体精神力突显的表征,受玄学之影响;文论对“体势”的论述,侧重于展现客体之力,更多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边缘文人”身份是审视王充及其《论衡》的一把钥匙.王充是“太平盛世”的“边缘文人”,有着文人身份的理论自觉,其“边缘文人”身份承载了来自帝王和士人群体的独特的双重焦虑.王充的《论衡》不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理论策略方面,都与其“边缘文人”的身份意识密切相关.《论衡》“疾虚妄”的目标是主流文人(“儒者”),而不是专制王权.对汉代主流文人的批判与对汉王朝的歌颂共同成就了王充“为汉平说”的“颂汉”工程.《论衡》集中体现了王充的人生理想,即边缘文人的“御用文人梦”.然而,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王充的“御用文人梦”最终只是一个“梦”,不可能实现.
翻译远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它可以利用种种策略或强化或削弱所涉双方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关注在新的语境下原文通过文化失语与翻译变异等策略所产生的新叙事,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对比较文学学者而言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工作.本文对《红高粱家族》及其英译本进行了双语平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英译本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明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一些具有鲜明历史文化符号的源语文化集体“失声”;译者的某些翻译变异也超越了源语及其文化可以接受的范围,超出了源语文化享有的最终解读权;译者对部分源语方言、习语等孤立的高度直译,会使那些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感到译文生硬拗口,晦涩难懂,这可能会吓跑很多读者,对初期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来讲也是某种程度的阻碍,这不能不说是些缺憾.
无论在儒家与其他诸家之间,还是在儒家各分支之间,都存在着对“道”这个学术话语制高点的激烈争夺.与之相应的儒学核心范畴的演变,决定了文道关系说研究现代发生的具体形态.首先,随着“道”在唐宋以来逐渐成为儒学的最高范畴,文道关系说也成为儒家文学观的标志性话语,最终在新文学运动中成为了众矢之的.其次,程、朱一系的独得“道学”之名,使他们提出的“载道”说遮蔽了其他儒者提出的文道关系说,最终成为了文学革命批判的靶心,而韩、柳等人的观点也被周作人、郭绍虞等众多学者误解.最后,心学家的标“心”立异有强烈的叛经离“道”倾向,后来周作人、朱自清选择“言志”、“缘情”这类“心”序列文论命题作为“载道”说的对立命题,可谓渊源有自.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至当下,国内外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众多著作.其中,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以及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辨正,这些著作都会涉及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写作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斟酌选择,这也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不同面目和研究特色.《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为欧美汉学界最新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学史,鲜明体现了西方当代学术理念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对之开展全面梳理和反思,也有助于打开中国学界自身的研究视野,确立更为合理的中国文学研究方式.本文选择《剑桥中国文学史》两个核心编纂理念——“文学文化史”和“史中有史”,结合西方当代学术语境展开深入分析,具体说明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文学文化”本位分期、经典化与去经典化、重构中国女性文学史、关注物质文化影响以及文学接受史几方面的研究特色,反思了其中存在的偏颇和不足,以希望对于中国学界自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切身体验对生命的感悟,并不断地深化对艺术、对人生的认识,提出“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内涵丰富,表现在多个方面.他留学欧洲期间,深受康德、克罗齐等人思想的影响,在美学和诗学思想上,认为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主体在全神贯注中欣赏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的美就会显现出来.他对人生理想的设计是“人生的艺术化”,这与他的“直觉主义”诗学思想密不可分,探讨二者的内涵及其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曹丕《典论·论文》中“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意义进行分析,以厘清郭绍虞、方孝岳、杨明照、张少康各版本《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关于这句话的不同理解.本文认为,曹丕《典论》是一部儒家政论之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典论·论文》中的“通才”、“君子”皆指曹丕本人,《典论》中建安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服从于君臣秩序,且这一秩序在《典论》中得以强化.“文章”作为一个极古老的概念,其本身即预设了“质性”的存在,相对于“文章”,“质性”的意义更为根本.虽然“文章”的意义在历史上不断增强,但作为其前提与根本的“质性”,其意义却始终未被彻底忽视.历代关于“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两种主要理解皆着意于作为“文章”质性的治道,对文章本身的价值并无特别褒赞.这意味着“文章,经国之大业”并未包含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文学意识的自觉,在文学批评史中,其作用无论如何也不应被高估.
胡先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学衡派创始人和学术健将之一,其文学批评思想成为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本文从文化诗学视域透视胡先骕文学批评,认为胡先骕诗学批评极为博学和极具历史感,具有鲜明的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论者多以保守主义、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等评论胡先骕,本文则认为,胡先骕对进化论持审慎的接受态度,堪称一种新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并呈现一种多面向、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式理论结构.胡先骕的文化诗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一页,具有不同于胡适文学启蒙的“文化再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和历史地位.
21世纪以后,有愈来愈多的学术以及流行文化的研究者,开始发掘1970年代台湾大学生创作歌谣文化运动的意义与特色.也有愈来愈多的亚洲华人研究发现,当时台湾青年创作歌谣的文化,甚至直接影响到1970、1980年代亚洲华人青年,他们透过诗歌文化来进行在地青年文化的反省与再造工作,这其中,尤以新、马地区为甚.然而,由于台湾社会近三十年来在政治体制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突变,在台的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或者以去政治化的脉络分析之;又或者,从非属1970年代政治条件及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的角度评析.针对上述缺憾,本文作者以历史文献及圈内人的知识为研究基础,从“在共犯结构中成长的台湾青年”、“‘吃美国奶粉长大’的台湾大学生”以及“影响台湾大学生创作歌谣文化运动的音乐与文化事件”三个面向,试着更靠近那个时代,勾勒出促使1970年代台湾大学生创作歌谣文化运动得以浮现于当时台湾社会场域的社会症状,以期弥补目前已存大量相关研究的当时样貌.本研究的“台湾大学生”,泛指1960、1970年代,在台湾社会曾经考上大学,而且曾经使用国语(普通话)、闽南语、客语、原住民语言或其他属于中国各省在台湾的原生父母所使用的语言,在台湾社会公开发表过创作歌谣的台湾青年.
一 最近观看影片《柏林苍穹》(Der Himmel über Berlin)(即《欲望之翼》,1987)时,我被那将我们时代与战后欧洲境况分离开的距离所震撼.电影是在被称为西柏林的地方拍摄的,那是一座被东德所隔绝的孤岛,就是这样一座围城,它名字的首字(西)便透出冷战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