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制度,一直处于变迁之中.得益于家庭经济学相关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借鉴,国际学术界从女性家庭议价视角审视当代家庭主要变化的研究快速涌现,极大地扩展了当代家庭研究的内涵.本文首先从客观决定和主观评价两方面对家庭议价能力测度方式进行归纳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家庭议价能力与生育行为、家庭性别分工以及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全面回顾,并结合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以夫妻性别意识形态是否匹配、夫妻生育偏好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主的非制度性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复杂性分别进行系统分析.
教材体系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取得了快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出版了40多种教材.这些教材绝大多数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主,只有少数几种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对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创新、发展出来的新命题、新假说等阐释不够.制度经济学教材的中国化,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科学阐释等.
国家高新区是一项重要的基于地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其载体作为地区的增长极有效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地区创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聚焦于国家高新区是否推动了驻地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一议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新区的设立和发展推动了所在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高新区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时存在一定的极化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新区通过经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创新水平等作用机制促进了驻地城市制造业优化升级.本文为促进国家高新区的合理布局和建设,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 表明,数字经济能促进消费升级,促使居民消费结构由日常生存型向发展享乐型转变.但是,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消费者异质性,其对高收入、高学历的城市居民的非生存型消费影响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提高居民支付便利程度、增强交易双方信任程度、扩大网络示范效应等方式促进消费升级.在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需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全面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要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北方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建设,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高数字支付安全性,同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释放"数字红利".
新形势下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市场建设对电力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总结最新的国内外电力改革成熟经验与先进方法.本文首先梳理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政策估计的经济计量(因果识别)分析、效率评估分析、福利评估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等典型电改政策分析方法,并以英国、美国、意大利、波兰等国为例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全面呈现国外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市场建设的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进一步地,基于各类方法的不同适用条件和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自身特性,针对性地提出各类方法对于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启示和具体应用场景.本研究为政府及电力企业选择有效的评估方法去解决中国电改进程中的各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法谱系.
各地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适用于涉及公共安全的用人单位内部视频监控,但其仅涉及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民法典》第111条和第1034条关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规定,应当在各地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中具体化."视频监控"可被视作《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2款劳动规章内容中保障劳动者"劳动安全"的技术手段.鉴于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第4条款公共视频监控中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以及《企业部门组织法》第87条第1款第6项对视频监控下劳动者一般人格权保护具体规定的启示,完善我国公共视频监控下劳动者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要点在于:(1)地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规定里,构建私法主体基于一定法定目的 行使公共视频监控权利的一般法定构成要件,厘清用人单位安装使用视频监控的公、私法目的 .(2)用人单位基于私法目的 安装使用公共视频监控,为化解雇佣契约中人力资源产权交易的"强权界定产权"规则,避免用人单位攫取未完全界定人力资源产权边界的劳动者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用人单位必须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同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以此限制其安装使用公共视频监控的权利边界,最大程度保护劳动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为探究到底哪种电商平台更能够促进跨境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以447份微观调查数据为例,同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Ordered 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结果 发现:即便消除内生性问题,与自建的电商平台相比,租借的电商平台更能够促进跨境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与政府的电商平台相比,企业的电商平台更能够促进跨境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不仅如此,电商平台的选择对不同地区、不同户籍、不同品牌和不同生命周期跨境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电商自身、电商家庭自身、电商所在地区自身以及宏观层面国际环境等均会影响跨境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赢者诅咒"是拍卖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其对资源配置的非效率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围绕拍卖市场中"赢者诅咒"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拍卖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赢者诅咒"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转向网上拍卖和"赢者诅咒"的算法博弈论和模糊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和实验经济方法特征.当前我国在国债发行、资源分配、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地采用拍卖的形式,围绕拍卖中"赢者诅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保部约谈打破了环境治理已有的格局,被认为是短期改善被约谈城市环境质量的一种手段.本文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打破已有格局的治理模式,能否影响到被约谈城市周围的邻居城市,进而达到治理效果,其作用边界又在何处?针对环保部就空气污染而进行约谈的27个地级市,本文采用断点回归来评估这一治理方式对邻居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1)环保部约谈的治理效果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约谈对同省邻居城市的减排治污存在治理效果,约谈后这类城市空气质量改善0.226％,对外省邻居城市没有治理效果;(2)约谈对邻居城市减排治污的效果主要通过地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3)约谈的减排治污效果主要体现在雾霾治理上,对PM2.5、PM10的减排效果是其他污染物的4倍以上;(4)环保约谈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不具有持续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确保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维持当前治理效果的持续性,关键在于建立起常态化的突破地方分块式治理的监管体制,从制度上确保约谈等行政举措的长期效果.
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主权国家在国际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为选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种包含理念、制度、知识等多种类型,涵盖国家、区域、全球等多个层级的应急类公共产品.在国际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权国家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界定"主权维护"和"主权让渡",做好国家公共产品供给,积极主动、量力而为地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找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均衡点.
近年来,国内经济体系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趋势,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持有债权性金融资产的生产企业、持有股权性金融资产的生产企业、向两类企业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模型,进而利用中国2008～2017年1268家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得出:经济体系中不同的实体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债权性和股权性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会推动银行贷款违约风险概率的上升;企业金融资产率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与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相当;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未弱化企业"脱实向虚"行为,也未弱化这一行为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房产价格上升有利于降低当期的银行风险,但会加剧未来一段时间的银行风险.这对中国健全金融风险管理、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合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合作在很多情形下都无法达成.合作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需要一定的机制维护.本文构建了数理模型对维持合作的最重要的两种机制——惩罚机制和声誉机制进行研究,并进行仿真模拟,从而揭示了它们对于维护合作的作用与特点.研究发现,无论是惩罚机制还是声誉机制,在维护合作的过程中都存在门槛效应,在一定的阈值之前,这些机制很难发挥作用,只有迈过这个门槛后,它们才能成功地维系群体的合作.
收入差距扩大强化了参与犯罪活动的激励;不同犯罪类型对收入差距扩大反应的敏感程度可能存在差别.基于一个全新的浙江省31个县1980 ～1989年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刑事犯罪的数量关系展开了详细的计量分析,并将分析的重点聚焦于国内已有研究较少涉及的犯罪类型区分上.双侧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每上升1个百分点,平均而言将导致加总的刑事犯罪率增加0.19％.针对不同类型的刑事犯罪决定方程的估计发现,收入差距扩大对暴力犯罪的影响最大,接着依次是严重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侵财犯罪的影响相对较小.以上估计结果的直接政策蕴涵是,我国转型期犯罪治理需要重视不同犯罪类型的区别对待,并对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仔细考量.
近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推进,中国金融机构多样性的布局逐步形成.本文基于2005 ～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评估了金融机构多样性程度的上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多样性程度的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具体来说,金融机构多样性指数提高一个标准差,中国劳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将会因此提高0.67％左右;同时,在分解经济增长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金融机构多样性程度的上升不仅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劳均资本的增长,而且,也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将为改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观察视角.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正规化是国家主导下的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本文通过对两家已正规化的资金互助社的比较分析发现:正规化能给互助社带来较高的制度收益,有利于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壮大与三农服务功能的增强;同时,正规化也产生了大量的制度成本.规模较大的互助社能凭借高制度收益覆盖掉正规化后的新增制度成本;然而,规模较小的互助社因收益较小不足以弥补制度成本,而出现正规化后的效益下降.据此,本文提出对资金互助社的正规化与监管应体现其草根性,切勿以商业银行的标准来严苛互助社,尽可能地降低互助社经营成本的政策建议.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因为我国CPI统计口径中食品的价格权重在固定篮子里的占比最高,以及基于保护广大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免受通货膨胀伤害的良好愿望,政府极有可能对食品实施价格管制.价格管制必然导致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利润缩水,受此影响,他们的行为也无可避免地会发生调整和变化.当政府难以切实承担起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责时,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会利用“代表性考核”的漏洞来降低成本,争夺价格管制下那处于“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却导致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更趋恶化.
本文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切入,综合考虑多维度的政府治理水平及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02～2006年期间对世界152个国家所做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选取了71个我国企业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中共计57 761家企业,运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1)政府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府监管质量指标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与4个企业异质性指标的互动对于企业的出口决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政府反腐力度指标本身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与企业异质性指标的互动却对企业选择出口有负向作用,反映了政府反腐力度的提升有利于廉洁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降低企业国内交易成本,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国内市场;(3)政府效能与法治水平本身而言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其对于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因不同企业的个体差别而有显著差异.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还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性质,这会妨碍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原因在于,相对于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创新激励更低.创新活动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长期性、多阶段性和动态依赖性,这决定了其价值的关键部分由复合实物期权构成.政府主导下的激励机制会降低这些期权的执行概率,进而降低其期初价值.创新价值降低促使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增长动力更多地倾向于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我们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这一理论命题,实证结果稳健地支持了相关假设.政策含义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
本文首先回顾了各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对金融(不)稳定的重视,然后分析了金融(不)稳定的含义以及与货币稳定的关系.在第三部分,在肯特劳(Kent-Lowe,1997)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关系,阐释了利率在维持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在第四部分,运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建议在货币政策制定当中考虑利率因素.
本文基于2003 ～2012年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区服务业面板数据,运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技术对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论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有利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认为现阶段服务贸易领域并未出现“生产率悖论”现象.但是,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服务业技术效率理论上存在着倒“U”形关系,当服务贸易自由度过高超过“拐点”时就会出现“生产率悖论”现象.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政府规制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贸易自由化的外商国内参与程度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此,我们提出应针对服务行业不同特点实行差异化贸易策略等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