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裔美国社会学家魏特夫著述《东方专制主义》的中文译本一经出版,立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激烈的批判.魏特夫不仅因其露骨的反共立场,更因他对建立在大型治水工程基础之上的所谓“治水社会”所抱有的悲观宿命论,在中国学界成为长期备受争议的人物.与政治学研究中,将魏氏的政治理论作为抽象的整体,进行再考与重估的手法不同,本文作为思想史领域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相关史料勾勒出早期魏特夫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变迁.本文将通过考察魏氏的诸文本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揭示魏特夫从一名德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演变成为“东方社会停滞论”说客的过程,同时追溯魏氏置身其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学术空间的变化与他的思想转变之间的关联性.
现代编纂的汉字语词典把“郡望”定义为“某一郡内的望族”,很多学者都根据这一定义来研究郡望.但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出现的“郡望”一词大多意为“远祖的籍贯”,而不是指“望族”.汉字语词典虽然把“郡望”解释为“望族”,但是为了作具体说明所引用的典据中出现的“郡望”却是指“远祖的籍贯”.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汉字语词典对“郡望”一词的定义.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与徽学研究的逐步兴起,无疑是对这句话的绝佳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举凡徽州商人、宗族、理学、土地关系、佃仆制度、教育诸问题,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与研究理论的不断创新,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对于明清时期徽州民间信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陶明选著《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社会”一词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习见常用的最基本词汇之一,该词含义古今有别,中外殊异,语义丰富几至庞杂,同时涉及多学科、跨领域.本文的研究主要致力于从历史学的视角考察概念的流变历程,梳理“社会”一词在中国典籍中出现,及至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确切含义所指,直到晚清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发生并完成现代涵义的定型为止的知识变迁过程,着力于辨清此中前一个意思流动过渡到后一个意思背后的内在逻辑,以及在这个历时性的长时段中如何完成了知识的“新陈代谢”过程.研究同时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世风、学风也恰好在“社会”一词的含义变动中留下了烙印,折射出了时代特色,对该名词概念的考索因而兼具有体察各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与人文特质的深层蕴含.
明代女性贞节观念的强化一直是明代妇女研究关注的重点,而由贞节观念所引发的对明代女性的婚姻、家庭、法律地位等阐述也难脱传统的“压迫一解放”二元对立的性别研究模式①.《明史·列女传》作为正史与女性传记的结合体,往往被学者直接用来解释明代女性被官方意识形态和贞节观念束缚与压迫的事实,而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的性质却被忽略.本书作者衣若兰,即是从《明史·列女传》被忽视的史学性质人手,以性别分析为研究工具,从史学与性别两个角度探讨明代女性史学的建构,可以说填补了长久为学人所忽略的一块学术空白.正如其导师林丽月先生所评价的,该书作为第一部兼具“性别史”与“史学史”视野的明清史专论,其开启的研究方法与关注面向,值得高度肯定与学习.本文旨在对该书主要内容作简略介绍,探讨其特点、贡献及对自身的启发和思考.
乾隆八年,朝廷以村为单位划拨了草厂,其所有权归村中全体蒙古共有.草厂划拨之后,明令禁止开垦.随着山西民人的大量到来,蒙古将草厂私自租给民人耕种,使其陆续被开垦成农田.但不能因此认为禁开草厂的律令徒具虚文.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时常将这一律令变成谋利的工具.在此过程中,草厂与户口地、粮地、天主教教堂土地等其他类型的土地纠缠在一起.不同类别土地之间的界限呈现出变动不居、模糊不清的样貌.流动的土地关系折射出的是蒙古与民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土地与人群的流动关系,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归化城土默特社会变迁的复杂图景.
史籍对神童这一群体的书写与记录,是探察揭示中国古代社会早慧儿童面相的重要维度.与以往朝代相比,明代的神童仍旧承袭了官方认定与培养传统;不同的是,明代社会文化场域中的神童观念藉由资料的留存,有了更为清晰多样的面貌,以神童苏福为例,他的形象在地方社会和周遭舆论的建构中,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体系的要素指标,发挥教化功能;时人对神童寿夭、贵贱、贤愚的品评论证、猜测想象亦可作为明代社会文化寻异猎奇的一种表征;这一时期,神童以及通过标榜神童传达的教育理念,乃至价值观,通过童蒙教材的传播,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普通孩童的生活世界;最后,回归神童本身,从早年被冠之以神童之名的士人的儿时回忆中,可以看到先天的资质要与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后天的勤奋努力相结合,才是其成功成才的必备条件,对于子弟的教育,他们同样提倡早教并积极付诸心力加以督导.
家产是维持家庭存续、经营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物质基础.杨继盛作为有明一代忠谏之臣的突出代表,被后世不断称颂.但扬继盛自书《椒山年谱》手稿中呈现的杨继盛与长兄杨继昌的相处却是矛盾丛生,甚而发生激烈冲突.通过杨继盛笔下的兄弟相处可发现家产的处置直接影响兄弟相处的状况,同时家庭的规模、个人的品行、教养、性情也与兄弟相处融洽与否密切相关.
一 引言 2013年3月,受世界卫生组织之邀,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方小平博士前往日内瓦,在世界卫生史传统中医主题会议上作“Reinterpreting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Public Health in Rural China in 1970s”的学术报告②,引起学界的关注,也再次把赤脚医生带入人们的视野.赤脚医生是指“文革”期间大规模培养的农村卫生工作人员,到1985年经考试合格的改称乡村医生③.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为当时的农村提供了基本的卫生保健,但合作医疗解体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陷入困境.2003年国家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农村医疗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其实效也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在此背景下,出现怀念赤脚医生时代农村医疗的现象④也就不足为奇了.对现实的关照也使部分历史学者的目光投向了赤脚医生⑤,希望能够通过对赤脚医生的研究来寻找破解当前农村医疗困境的良方.
致意礼在近代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有两大趋势:一是出于减轻身体负担的诉求,推动了礼仪动作的简化;二是在文化殖民的渗透下,西方礼仪文化对国人身体与思维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规训与自我控制分别通过空间、服饰等媒介对社会民众的行礼方式选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民众也从身体感觉与诉求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礼仪,最终形成特定的礼仪风尚,在日常生活中固化下来.
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研究历史的人群却在不断更新.时代赋予每一代人的使命各不相同,而每一代治史之人又因此为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随着近些年来学界的求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登上了学术舞台,随之而日益受到重视的就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整合不同学术资源、融合各地区各时段的历史研究于一炉,以达到推动史学发展的最终目的.出于上述追求,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2014年起,全力发起“古史新锐南开论坛”这一学术会议,试图以此来发挥一些作用.经过2014年的良好奠基,2015年4月25至26日,“视角转换与史实重建——第二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再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市圆明园、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吴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沈阳师范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的近40位青年才俊齐聚南开,济济一堂,用他们的文章体味着逝去的历史,用他们的文字书写着崭新的历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T.Rowe)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为美国新一代中国史学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以多产著称.他的众多著作,包括《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已经被中国学者所熟知.其中两部关于汉口的著作早已有了中译本,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明代处于一个社会变迁时期,其间生活质量的高低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因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明代各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乃至生活质量差异甚大,明显体现出一种等级性的差异.若从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及其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等级层次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明代的生活质量可以厘定为富贵奢华生活、富裕小康生活、温饱生活、贫困生活及贫困线四种生活状态.明代的生活质量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生活质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但体现为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阶层的差异性,而且体现为南方与北方的区域差异性,甚至城乡生活日渐凸显出二元的结构.二是生活质量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主要体现在承平时期与战乱、灾荒之年,百姓的生活质量迥然有异.
明清两代,“八景”作为一种地理和文化景观现象风靡全国,“汴京八景”更是作为宋代之后开封城市演变的重要结果而逐步形成.自明初开封在王朝体系中的地位确定后,对开封城市现实与精神的重建同时进行,“汴京八景”开始成为表达开封城市文化的标志,以周王府为代表的一批城市知识精英分子,结合积淀了开封历史的“帝都叙述”,通过八景的话语体系,建构了开封城市的整体形象;明末的战乱与水灾中断了开封城市发展与形象建构的进程,清代对“汴京八景”的重构工作相对薄弱,并形成了沿用至民国时期的唯一八景体系.通过史实的整理,可知影响“汴京八景”演变的最主要因素,是开封城市附近黄河的存在,历次战争及水利破败引发的黄河决口,导致了开封环境与周边地理景观的颠覆性改变,八景体系赖以存在的自然地理基础已经失去.鉴于这种残酷的现实,以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城市意象理论进行相应的分析,可知“汴京八景”的构建,是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对城市空间的认同,这种空间是同时涵盖自然、人文的“景观”;与普通民众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的视角不同,精英阶层的知识文人,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通过对景观进行理想化的再生产,将自身对开封历史、当代和未来的记忆、想象与憧憬,化作“汴京八景”这些或现实或理想的景观.
杀人者死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很多情况下,杀人由于不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在国家层面,政治治理、司法刑讯、捕盗、决罚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家族层面,宗族执法、家长教令、部分尊长对卑幼的过失杀害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个人层面,个人为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正当防卫、私人捕系,为宗族利益采取的复仇、维护尊长的正当防卫、家庭安全与财产的防卫,以及为个人利益的杀奸、杀婴、人相食等中的杀人未必有罪.从人命价值发展趋势来看,人命渐重;人命至重在古代是伪命题.受公私观念的影响,人命在国家及宗族利益之下,私要服从公;而宗族利益在与国家利益不绝对违背的情况下有一定存在空间,公对私又有所妥协.
在人文研究日益专业化、多元化的今天,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像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称《朱熹》)一样,引起如此广泛热烈的讨论.总结起来,对于这本著作的评论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从理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肯定其成功地关注了理学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活动,实现了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理学研究范式转换,如陈来先生的文章①.第二,从以哲学视角研究宋明理学的学者的立场,对余英时的研究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如刘述先强调政治文化史能取代哲学史叙事②,而杨儒宾更是直指余英时“开辟了极少人践履过的历史世界,但也摧毁了朱子一生想努力建立的价值世界”③.第三,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视角,对《朱熹》的得失予以估量.如葛兆光讨论了如何超越“内圣”与“外王”二元对立模式的问题④,而包弼德则认为余英时忽略了社会史的视角⑤.
现代学术意义上,带有学科示范性的区域史研究(Regional History or Local History),一般认为是由年鉴学派于20世纪50年代开创①,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古贝尔(Pierre Goubert)、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有对欧洲,主要是法国内部某区域的综合性、经典性研究②.有趣的是,法国国土面积仅54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二国土为平原,全国之文化、风俗趋向一致;且早在18世纪初,由于首府城市的膨胀,“在法国,只有巴黎与遥远的外省”,而此后半个世纪,首都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商人、财智之士,吸干了全国的财富,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如托克维尔的惊叹,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③在这样一个缺乏地域差异与互动的国都里谈区域史,布罗代尔一方面极言法兰西的多样性,一方面作如下解析:“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他显然并不强调区域史的地方性,而是将其视为全面理解整体史的一种方法,一扇窗口④.
自晚清西方生命科学传入中国,生命科学即成为批评和重构社会文化、制度的知识资源.在社会性别领域,生命科学由于提供了大量关于男女身心知识,迅速成为建构男女气质、性别制度的重要力量.在1920-1930年代女性美的讨论中,生命科学知识与其他社会文化要素纠结在一起,改变了人们对于女性美的重新理解;这一理解体现在女性(气质)美的内涵必须考量女性身心结构的基础特征.如在彼时的“天乳运动”中,生命科学知识与国族主义、女性解放呼声、性美叙述等结合,重新构建人们对于“乳房”的认识,塑造新的女性气质.这一建构虽由男性主导,但女性并未保持着被动的地位,也相应作出了主动回应.
在现代社会,父母根据子女生理性别的差异给予其不同的玩具,例如气枪和洋娃娃,会在相当程度上促使儿童进入并扮演符合主流价值期待的社会性别角色的观点已经为人所知.尽管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玩具的性别特征几乎隐而不彰.但在二十世纪初叶,受到西学影响,幼儿教育专家指出,为了使男孩和女孩从生理到心理的成熟发育能够正常开展,他们必须获得“正确”且“合法”的玩具.因此,启蒙知识分子为这些“中国未来的主人翁们”设定了各自的成长路径:男孩应该通过玩弄以气枪、积木和小汽车为典型的军事、创造和机械类玩具而成长为爱国尚武、勇敢好学的男子汉,女孩则应利用洋娃娃、餐具、厨具等模拟家务类的玩具自幼便熟悉一位称职主妇的基本技能.但实际上,专家的方案被证明是纸上谈兵.儿童实际拥有何种玩具首先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其次取决于玩具本身的外观、玩法等娱乐元素是否具有吸引力.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既是关系铁路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地方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土地的征购,涉及与地方社会的产权交易.为了获得铁路建设用地,路矿当局联合地方政府,在组织上,拉拢地方士绅组建征地机构,协调与沿线民众的关系,协助土地征购的实现;在交易原则上,尊重民间习惯法,维护民众利益,提高征地价格,吸引民众出让土地;在交易形式上,对个人和共有土地,分别采取收买与兑换的方式实施征购;在善后问题上,妥善安置失业佃农和业主,保持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