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气论相异甚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唐先生从中哲发展史出发来了解"气",透过始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宋明,最后至清朝等各时代之气论研究,而来统整并做出诠释.而牟先生的"气",则经常是基于西方康德或是宋明程朱理学而进行诠释,然而不论程朱或康德,皆有重理贬气、尊理性而贬感性的倾向.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两位先生看法之殊异.牟先生贬低汉代、清代的气化论,视之如自然主义或"生之谓性"传统.而在宋明三系的区分中,牟先生也没有给气论留一个位置.反观唐先生虽亦不喜清代学术,但对于清代重视情感、汉代的气化宇宙论等观念,则较能有所同情.唐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之"气"具备了精神之意义与价值,不同于西方物质意义下的惰性与价值中立;他同时也将张载、蕺山与船山等归于气论派,而这是牟先生所不承认的.
虚假流量对互联网时代的经营者具有极大的商业诱惑性.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虚假流量行为可以分为刷单获益型和指标获益型两种典型形式.司法实践中如何规制虚假流量行为不仅面临不同请求权基础的抉择,也将直面如何适用互联网专条的现实挑战.规制虚假流量行为的要点包括:一是要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分类规制;二是适用互联网专条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扩大解释,并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三是应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惯例进行适当引入以保持规制与创新之间的某种平衡;四是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消费者利益的反射性保护抱有充分的认识.
《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一书在 1831 年出版于广州,是据英国海外学校协会在 1820 年编印的Scripture Lessons for Schools一书翻译的.该书虽是中译,却非新译,而是从马礼逊、米怜的《圣经》中译本中择取相应的段落组装而成,参与人有马礼逊、裨治文、马儒翰、梁发、屈亚昂等.该书对梁发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劝世良言》在节录《圣经》时的章节选择,也体现在他的具体论述中.该书出版后广为散发,一度引起清朝官方的注意,是 1835 年被清廷查禁的八种书籍之一.在近代出版史上,《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译出版,因为有新教来华人员的参与,而在编译模式、文本属性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因素,是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次译印活动.
"双减"政策的出台再次激活了基础教育系统的生态活力,减负改革的整体步调一致向前,实践探索遍地开花."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构建系统化、理性化的教育生态促进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实现,其重点已不是减负应该不应该的老问题,而是减负的有效路径在哪里.通过明辨如何在"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规避思维定势漩涡、工具主义窠臼、潜移默化效应等离心风险,把脉各主体对"双减"政策目的体认不到位、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受教育供给侧制约、学科类培训暗度陈仓等现实疴症,遵循全面育人价值导向、全程育人机制融生、全体育人秩序复归的逻辑向度,提出助力"双减"政策行稳致远的实践路径,对"双减"政策为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发挥好"支点势能"进行辨证施治.
《萧萧》是沈从文"湘西"书写的重要作品,其 1930 年初刊本、1936 年再刊本、1957 年选集本构成了一个纵向的文本脉络.《萧萧》的两次改写与沈从文的返乡经历存在着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三次返乡经历是促成沈从文"湘西"形象建构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湘西"的文学想象,也随着他对"乡土地方"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的认知变动而发生变化.《萧萧》的改写和版本变迁,很好地呈现和解释这种变化.
梁启超的经济著述有着从政治出发的着眼点,体现了在"灭国新法"时代里弱国被强国以经济手段控制的忧思,故其经济言说与其政治思考密不可分,这与工业文化以"国家理由"为内核相契合,也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工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梁启超早年服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更多派别后,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主张中国应先实施由国家培育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梁启超与德国历史学派产生思想关系的方式是间接的,但对于历史与国家的共同兴趣使他较容易形成与该学派相近的观点.梁启超对德国历史学派式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在中国铺陈工业文化的作用.梁启超对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设想,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和重商主义的国家指导策略,着眼于培育和改良出口导向型的传统手工制造业.这种设想具有某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色彩,但并未看到重工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展开路径也相违背.
1914 年夏天"一战"爆发,梁启超于当年 11 月出版《欧洲大战史论》,分析大战起因、讨论战争责任,并坚定认为德国必胜.从对该书内容的分析以及与同时代学人对战争结局所作预测的对比可知,导致梁启超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他自 19 世纪末以来对民族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信不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视其为近代国家之完美模范的德国观."一战"结束后,梁启超转而赞扬中国传统超越狭隘国家主义的天下观与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精神.尽管他这种转变是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却也证明了以军国主义为取向的近代国家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是不适于中国走出困局的.
随着共同富裕战略的稳步推进,我国已经基本摆脱绝对贫困的桎梏,但相对贫困问题又层出不穷,尤其在数字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的悖反效应在加剧数字分裂社会的进程,使得数字贫困成为数字时代相对贫困的典型.因而,如何应对数字贫困及其带来的社会分化现象,是当前数字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关切.在探究数字贫困产生的内在机理基础上,"先富带动后富"的帮扶原理可以延伸至数字领域并加以创新,形成以"先数"带动"后数"的治理逻辑,从而弥合数字鸿沟和促进数字包容.这不仅能保障人们数字化生存的基本权益,还能为实现数字社会的共同富裕夯实治理根基.
"双减"政策是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学生减负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课题组对全国东中西部6 省30 县(区)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生对"双减"政策整体上持满意态度;弱势群体对政策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学生的年级、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受教育年限与满意度呈负相关;学生作业负担越小、课外服务质量越高以及校外培训压力越轻,学生对"双减"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小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双减"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多以兴趣爱好为导向,初中生和城市学生多以学业压力为导向.据此,从作业管理、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和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助力"双减"政策实施.
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教育智能化迅速演进,对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培养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回顾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相关研究发现,存在"实践影射"和"素养升级"两种概念进路及相应的框架结构.通过对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核心内涵与关键要素的深度分析、重要维度与指标的综合抽取,构建了包含"智能教育认知""智能教育能力""智能教育态度"三个一级维度、六个二级维度、十三个三级维度的整合性框架.为进一步提升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水平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应当双向驱动充分发挥能效,提升智能教育认知水平;掌握智能教育技术之用,增强智能教学创新能力;关注人机协同伦理价值,再思智能时代育人目标.
钱兆明教授的《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202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东方文化交触关系的最新学术专著,是钱兆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再一次拓展与创新.
服务业创新拓展性分析框架是在服务创新四维度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服务业创新的核心特点,结合创新驱动因素、创新行为类型和创新参与者,以系统认识服务业创新,并选择我国定制旅游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具体分析发展实践的创新过程.研究结果显示,定制旅游的创新过程如下:受社会环境、旅游市场、企业条件等因素驱动,在消费者参与下,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组织和流程、管理和制度、市场和营销等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形成新服务概念、新客户界面、新服务传递和新技术选择的创新成果组合.该拓展性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理解服务业创新的全过程,而且可揭示出定制旅游创新的独特之处及其未来趋势.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教学评价的工具、方式与模式面临新的变革机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唤教师评价素养的有效培育.智能时代教师评价素养的培育向度主要体现在认知、价值、证据、育人四个方面.目前,智能时代教师评价素养培育存在现实困境:一是教师主体过度依赖智能技术,忽视评价思维的内生性发展;二是机械化挖掘教学数据,易导致教师评价技能僵化;三是教学数据模块化推送,削弱教师评价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四是人机协同评价受困于技术缺陷,易忽视情感互动及体验.由此,突破智能时代教师评价素养培育困境可采用以下路径:一是根植反思情境,构建与感性思维相联结的教师评价模式;二是增强评价理解力,培育"软""硬"兼备的评价技能;三是立足理性考量与价值判断,树立数据向善型教师评价观;四是聚焦情感捕捉与人文关怀,回归教师教学评价育人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面临"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与"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双重任务中,通过环境规制手段突破对外贸易的绿色壁垒、打破对外贸易的绿色约束,将成为推进对外贸易低碳发展、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鉴于此,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香港、澳门、台湾除外)数据,构建省级层面低碳贸易竞争力指数,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试点省市的低碳贸易竞争力水平,其提升过程具有渐进性,即存在效应时滞;该结论在动态时间窗、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安慰剂等一系列检验下仍具有稳健性;作用机制显示,碳交易政策通过成本优化驱动、收益补偿激励和风险波动规避,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改进,促进低碳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低碳贸易竞争力对于欠发达省份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赤子之心的理念孕育于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赤子的生命是自然的、纯粹的、至朴的,赤子本身便蕴含着自然之道,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赤子之心是天赋的,是个体成其为"大人"的心灵养分和内在基础.作为一种追求回归生命本源的思想观念,赤子之心象征着至上的大德,对陶冶个体自然本性、润养个体浩然之气、提升个体生命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呼唤赤子之心的回归,旨在引导人回归自然,追求自我内在生命的和谐,消解功利主义教育对个人精神的压制,追求至真质朴的道德境界,成就自我德性之美.
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与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不同,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动具有紧迫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在这种治理行动中,基层政府既要化解风险本身,也要应对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丧失了风险治理的主体性,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为不仅可能影响日常治理的进行,还往往会出现形式化治理、粗放治理等问题.从后果上看,即使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对,却是以基层治理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大量投入乃至社会体系的无法正常运转为代价.为此,面对现代社会中各种风险不断出现的形势,我国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同步推进,一个科学、有效并具有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才是应对风险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保障.
在社会转型期,半正式治理仍能发挥积极作用,并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实现了现代转型.宁海"老娘舅人民调解中心"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分析范本.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地方社会矛盾凸显,地方政府通过吸纳"老娘舅",既回应了国家治理法治化建设要求,又有效解决了地方社会转型的内生需求.半正式治理发挥作用,主要是双向动员和重置社会机制的结果.老娘舅案例既昭示着启用地方资源的本土化转型路径,也呈现了国家和社会相互融合的积极面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半正式治理现代转型方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乡风文明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乡村治理改革, 改善乡民生活,这是新时代一场伟大的乡村社会变革.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浪潮中,乡村教师理应担当何 种角色呢?
舆情预警对区域协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舆情发展演变特征,将PSR模型应用于区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预警中,从预警目标、预警内容、预警主体和预警规范多维度构建区域舆情预警理论框架.从协同视角出发,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构建由舆情预防预警、信息监测研判、预警联动处置以及预警工作总结四部分组成的京津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预警协同机制.最后从应急机制、应急预案、应急信息、应急宣传四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策略,以期提升区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预警水平及其协同处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