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站到了新的起点上；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实现了大跨越；新发展阶段的主要内涵，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新发展阶段的重大任务，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的根本保证，在于充分发挥强大政治、理论、制度、精神优势推动发展。
20世纪10年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辛亥革命造成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民国宪政体制的建立，此种巨大的政治变革势必造成一时的政治失序，从而为民初军阀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其后上台的袁世凯意识到地方都督割据的潜在威胁，试图推行“军民分治”，却未成功。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列强在东亚的均势格局，致使日本一家独大，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助长了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一战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采取金融外交的方式，大力扶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通过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排斥或侵占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列强卷土重来，试图利用徐世昌、直系军阀和西南军政府等军事政治力量来打压皖系军阀，从而削弱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其手段就是通过1919年的“南北议和”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从而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英美的“文治政府”，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要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单靠欧美列强的外交支持以及文人政客的政治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军阀政治的终结必须依靠新兴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立党强国之魂。要回答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并回应“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或学界加诸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有违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各种评价，就必须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对其他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超越。基于真理与价值是两个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维度，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的内在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同于和超越于其他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点与本质特征。唯物史观具有其他任何理论都无可匹敌的解释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效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集中表现；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基于此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道义力量的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实践精神和品质是其始终能够站在真理性与道义性制高点上的根本基础。
美国总统拜登施政政策的首要使命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改善美国民众健康与医疗卫生；推进种族平等与有序移民；积极应对气候危机和地区安全；通过美国援救计划促进经济复苏；重视盟友和规则执法，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等。拜登政府施政伊始与外国领导人电话会谈的文本彰显了其精英政治派施政思维及意欲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意愿。拜登政府倾向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危机和地区安全以及经济复苏上加强与盟友及中国等合作。虽然拜登已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但中国是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优选的合作者。当前需要中国直面美国挑起的摩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磋商和反遏制，提升中国经济汇聚力，以斗争促合作来共建中美“共生共赢”关系。
近年来,美国DC漫画公司推出的IP联动剧成为CW电视网年度盛事,藉此DC漫画公司获得极大关注度,影响力开始遍及海内外。这一现象表面上是漫威和DC漫画公司之争,实质是"网状叙事"结构的演变过程。从这一演变的三阶段历程看,其本质属性在于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渗透,联动剧已经在演变中使DC形成"跨媒介故事世界构建"模式的雏形。关注这种演变及传播力提升的体系构建,透过IP改编表象以期探寻其传播力提升之本质。
彰显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旨向。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把握马克思在历史批判理论建构历程中所实现的批判方式转换,而普遍以青年马克思的人本批判逻辑架构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以致造成了种种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系列文本,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理论所内涵的批判方式经历了以人本批判为主向以科学批判为主的转变,其中,前者依赖于外在于社会现实的价值预设展开批判,后者主要是通过科学暴露社会现实中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展开批判。就资本批判而言,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就是基于揭示资本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来展现资本的自我否定性。但是,马克思并未就此而彻底舍弃人本批判的方式,而是将其牢固地建基于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并由此形成了以科学批判为主、人本批判为辅的双重批判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批判格局之中,人本批判才能避免走向无根的空洞说教。
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亟需大批高素质兵员,征兵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作为征兵工作的基础工程,新时代征兵宣传应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推动征兵宣传工作转型发展。提升站位,转变征兵宣传工作思维。大学生征兵宣传不是新事物,但推动新时代征兵宣传工作转型必须提升政治站位、转变工作思路、增强工作效
全面抗战初期,由于战争造成的生存危机和政府社会控制力的弱化,民间社会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武装、抗击日军.这些民间武装力量的领导者主要包括原有官吏士绅、返乡进步人士、宗教会社成员、社会边缘群体,以及其他具备一定实力的社会人士等.抗日民间武装力量的建立,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强化了抗战的社会动员,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
《资本论》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具体论述可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提供新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国之内建立,到突破国界扩大,再到世界范围普遍建立联系的过程,可以视为世界市场形成过程对全球范围生产要素的分解—整合过程.源于原始积累的生产分解到最终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卷入的辩证统一的三个阶段,促成了狭义和广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本质和特征,对中国深度参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启示颇多.
我军政治工作作为特殊的军事实践活动,由政治工作主体、客体、目的和途径四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所构成.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反映的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治工作所形成的权威和信誉.从主体、客体、目的和途径四个要素来看,牢固树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必须建强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增强广大官兵对政治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切实体现政治工作的时代价值、不断改进和创新发展政治工作.
新媒体尤其是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占领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阵地,重视“两微”平台的重要教育功能,有效发挥教育的思想引领作用.要紧贴大学生的“活思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尽快构建基于移动端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和预测大学生思想行为趋势和心理健康状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和反馈提供可靠依据.
熟悉的人都知道,在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在狱前与狱中时期都没有否认列宁对他直接而正面的影响.但在后世研究中,葛兰西与列宁形成了鲜明的思想对立.总的来看,这种对立论呈现为三种主张:列宁只关注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只关注文化领导权;列宁侧重政治领导权,而葛兰西侧重文化领导权;列宁的领导权强调外部的强制灌输,而葛兰西的领导权则主张内部的自主生成.上述主张所依据的文本大多集中于《狱中札记》《狱中书简》与《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论我国革命》.重回这些文本,可以发现,葛兰西并未反对列宁及其灌输理论,而是努力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列宁保持一致.
日本在特殊自然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迥异于东西方其他国家的独特情报文化,呈现出全民情报观念、实用主义情报理念和情报机构被单纯工具化倾向.这种独特的情报文化,既助推了日本情报工作发展,也导致了重大问题甚至失败.独特的情报理念引导了基础情报搜集工作扎实全面展开;崇尚“精神至上”的情报思维成为充分挖掘情报人员潜力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动力;全民情报观念构建起“官民一体”的多层次情报体系.但是,情报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低下的文化传统导致决策与情报工作相分离的局面;过分强调“精神至上”的情报文化使情报工作常常偏离理性、客观轨道;保守的情报观念对情报工作的长期发展构成严重阻碍.日本情报文化的特征和影响,对中日构建现代科学有效的情报工作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动员理论.列宁在《怎么办？》等11篇经典著作中提出,要将革命主题和政治工作主题辩证统一起来,高度重视政治动员问题;将党性原则和政治原则辩证统一起来,明确无产阶级政治动员的最终目标;将主客体自身差异性和动员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注重无产阶级政治动员的实效性;将主体能动性和动员规律性辩证统一起来,注重无产阶级政治动员的科学性.列宁的政治动员思想,对我们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客观地肯定了资本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克服自然崇拜、民族的界限和偏见以及旧的生活方式,推动民族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到来创造物质基础;创造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推动历史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马克思更加严厉地批判了资本扩张、掠夺和剥削的野蛮本性.
实行文职人员制度,是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通行做法.我军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军队的有益经验,探索构建与战区体制相适应的文职人员工作运行机制.具体而言,要把握职能定位,紧跟改革强军更新思想观念;聚焦为战务战,构建平战一体、精准高效运行模式;挖掘社会资源,走开开放灵活的选才育才路子;强化政策支撑,持续有效激发活力增强动力.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根源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这一社会思潮致力于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充实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建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关系,致力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以人为本的生态政治和公平正义的生态社会等,这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当代全球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实践也具有普遍和深远的意义.
英国中产阶级自19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证券投资活动之中,资本市场呈现出所谓“民主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交易人数增加,中小投资者所占比重上升,与此同时,在中产阶级的财产构成中,有价证券开始成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中产阶级参与证券投资首先得益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英国经济、社会环境本身的变化构成了孕育中产阶级证券投资兴起的土壤.证券投资活动影响了中产阶级对财富、金融活动以及国内外关系的看法,随着伦敦资本市场上外国证券发行量的增长,中产阶级投资者不仅享受着本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也分享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
我国《物权法》没有对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做出明确规定,学界、审批实践领域对此问题争议颇多,产生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物权请求权性质的不同认定.物权请求权产生于《德国民法典》,而这一概念并没有在《法国民法典》中出现,其原因在于后者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物权行为无因性是物、债二分体系的必然结果.讨论我国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之前要明晰我国《物权法》对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态度,然后从物、债二分的角度分析其性质,这对于物权体系乃至主观权利体系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戏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十分推崇中国的道家文化,道家思想不仅融入他的人生,影响其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渗透他的戏剧创作,使其作品闪耀着道学的智慧与光芒:如阴阳对立、循环回归、自然无为等观点.奥尼尔从承载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道家思想中汲取甘泉,寻求使人们走出迷茫、痛苦困境的生存方式,并探索西方文明摆脱精神危机的救赎之路.他对中国道家哲学的精神诉求,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镜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