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度歲差不僅是科學史上的重要發現,而且還與以《尚書·堯典》爲中心的經學傳統關係密切.漢晉之間的學者已經注意到《堯典》四時中星與《禮記·月令》、實際天象不合,由此衍生出若干不同的解釋方案.東晉的虞喜最早區分"天周"和"歲終",此後圍繞歲差的曆算實踐,始終與曆家對於《堯典》天象、古史年代的不同認識聯繫在一起.南北朝隋唐時期關於歲差是否成立的争論,往往也不限於曆法技術,而且以經典詮釋爲焦點,反映經學方法和觀念的差異.一行的《大衍曆議》利用歲差全面考算經史典籍中的日度、節候,並且以批判的態度系統回應先儒舊説,在學術史上産生了深遠影響.探討這個過程,有助於思考古代曆法觀念、技術與經學之間的互動關係.
"性與天道"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原理與核心思想.《論語》中"性與天道"思想的出現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理論淵源.孔子以天道的理性義講天命的豐富内涵,使天命的宗教神性逐漸淡化.天道成爲即超越即内在的遥契對象,其所具有的自然主宰、生生不已的普遍法則成爲天與人共同的價值根源.孔子以知命爲成德的必要條件,以普遍的類本質爲人性張目,以後天之習的各種差異作爲實現德性修養的現實條件基礎,使得性與天道之間構成内在的思想張力.人性的普遍本質即情而顯,通過道德本然的親情、一般意義的好惡之情、道德本能的情志與不僞之情實等諸多類型得以呈現,使得人性與天道所構成的有機關係在情感與秩序合一的邏輯思辨中得到呈現.
目前由出版界推荐的《三國志演義》,都是毛宗崗本,作者則署名羅貫中,對兩人都不公平.因此建議按周兆新曾提出的意見,在嘉靖本的基礎上,進行嚴謹、精密的校讎,盡可能地回歸羅貫中本原貌,力圖造成一個求是而兼顧擇善的版本.
生活空間指人居空間及其生活方式.《老子》中的生活空間立足於以政治爲中心的社會空間,提倡統治者不應離開權力樞紐並貪圖享樂,以維持人民的適足生活,其道論的開放性及客觀性爲戰國道家生活空間的拓展提供了理論基礎;隨著戰國士人地位下降,作爲生活空間的山林、邊鄙及隱逸文化被塑造出來,士人的生活場景也隨之丰富,但仍繼承了《老子》空間觀念的核心價值.先秦道家生活空間觀簡約而生態,可爲當代人居空間理念提供指引.
周敦頤的易學哲學體系中,《太極圖》處於核心的地位.濂溪創制這一易學圖式的思想意義,在於通過圖式的直觀化表達方式揭示出天地自然本有的方向性和秩序性,以及由此達成以天道爲人世價值奠基的易學哲學宗旨.《太極圖》的上下、左右方位蘊含著天上地下、日東月西的空間方向性(即"定位"),圖式第三圈"五行"間的連綫體現了四時運行的時間方向性(即"流行"),由此揭示出的世界的時空方向性作爲自然秩序,正爲人世的價值秩序奠定了基礎.
《河圖絳象》作爲河圖緯的一種,在讖緯和道教研究中都備受關注.明清以來緯書輯本共輯録4條《河圖絳象》佚文,分析辨考,其中一條屬於《河圖始開圖》,一條屬於道教徒製作,只有兩條屬於"《河圖絳象》".今存題名唐代李淳風撰作的《乙巳占》中有大段稱名"圖緯降象河圖"的佚文當即"圖緯降象",被明清以來緯書輯佚學者忽視.從《乙巳占》的大段佚文可以管窺,《河圖絳象》在文本、内容、思想等方面與《河圖括地象》關係密切.因此,緯書《河圖絳象》或不存在,"《河圖絳象》"當即"《河圖括地象》"之訛.
自王弼之後,對《復》卦"天地之心"的闡釋就成爲易學史和哲學史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在北宋道學中,程頤直接批評注疏,以動之端爲見天地之心,影響深遠.與程頤相異,在天地以生物爲心的前提下,張載以虚静、無爲爲其基礎特徵,並且貫通天人,在存在論、心性論與工夫論層面皆有呈現.本文從心性論入手,溯及存在論,以討論張載詮解天地之心的問題視野與義涵.與二程以心性關係爲中心問題不同,張載在心性論上側重於心物關係,以心物關係來統攝心性關係,著重闡明心性的感通義,因而重視相對於物之多、動而言的心之一、静.由此在工夫論上,張載以大心爲中心而論窮理、克己等,强調擯除私意而合内外.其中尤爲值得關注的,是對大與化(聖)的區分,在對有意與無意、變與化的對比中,張載指明了心之虚静、無心的基礎在於感通發生的内部性,也就是無外的性與天道.由此問題深入到存在論上的兩一關係.通過對張載的一在兩先和兩在一先兩種講法的分疏,指出"天之所以參"與"虚空即氣"兩個命題所具有的針對佛老虚無觀而立實有義,最後提出"極兩兩"作爲理解天參、天心的核心思路,使得張載的虚静、無爲之説奠立於實有之上而彰顯出儒家的德性義涵.
玄應《一切經音義》屢見"經文(經)作某""律文(律)作某""論文(論)作某"等記述,這些表述本文統稱佛經"作某"語.這些"作某"語反映了玄應所見唐及唐以前佛經文本的用字用詞情況,蘊含著豐富的語言文字信息.全面整理、分析"作某"語,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在全面調查、統計"作某"語的基礎上從八個方面對玄應《一切經音義》"作某"語作了考述.
主歲卦者,謂六十四卦分主三十二歲,每二卦主一歲,此二卦,即稱之爲主歲卦.貞辰者,謂主歲卦之爻當直何辰.欲明主歲卦之貞辰,須知陰陽卦之分及進退辰之例.陰陽卦之分,一據前後例,一據奇偶例.據前後例者,謂前卦爲陽,後卦爲陰.據奇偶例者,謂主奇歲卦者爲陽,主偶歲卦者爲陰.前後例與奇偶例交相見者,即是陰陽同位卦.進退辰之例,謂凡是陰陽同位卦,則退一辰以爲貞.泰亦是陰陽同位卦,獨貞其辰者,以泰否所貞之辰是戌酉也.明乎陰陽卦之分及進退辰之例,則主歲卦貞辰之例無不通達矣.
面對讖緯文獻及其思想的殘缺與複雜性,必須從歷史語境入手,解讀文獻結構及其中的時代思想.東漢光武帝依照西漢經學制度體系編纂、頒佈八十一篇讖緯文獻,其體系由總稱"圖讖"、"《河圖》《洛書》七經讖"以及各部分的大題、各篇的小題構成.這一文獻結構與官方經學一樣,包含源自《河圖》《洛書》發生論以及章句義理的解釋形式.天啓經典、孔子素王和天命皇權三重權威是其鮮明的主體特徵.這一文獻體系形成過程,源自于漢成帝以後的政治危機及與之相伴的皇權信仰危機.這一危機在哀帝、平帝時期爲王莽勢力利用并纂奪皇權.但王莽製造天命的方法拘于符命、讖言,没有依託經學的文化權威製造秘經,因而缺乏正統天命論的基礎.而光武中興,則與興起于哀、平之際,反對王莽的民間經學思潮合流,回到孔子與《春秋》,以"孔子秘經,爲漢赤制"爲號召,造作圖讖秘經,解除了王莽終結漢朝天命信仰的魔咒,與官方經學一道構成了東漢至中古時期的經緯之學.
本文綜合考察東漢問世的數部"漢官"文獻,就諸書性質與流傳情況提供了新認識,如:《漢舊儀》撰成後長期隱没無聞,直到漢魏之際才由蔡邕、應劭重新發現;《漢官》並非學術著作,而是不同時期行政文書的彙編;應劭的制度撰述自隋唐開始發生混同,原本獨立流傳的多部作品被併入《漢官儀》;蔡質的寫作與本人的官場經歷密切相關.孫星衍《漢官六種》輯本存在搜求不全的問題,藉助《職官分紀》等材料,輯佚工作還有提升空間.
傳統儒家文化特别强調學習的重要性,《論語》便記載了不少孔子討論學習的話語.先秦兩漢典籍有勸學篇者眾,計有《荀子》、《尸子》、《吕氏春秋》、《大戴禮記》、賈誼《新書》、揚雄《法言》、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等.本篇先論儒家文化裏的勸學傳統,復以良師的作用、學習的意義、學習的内容、學習方法等作分類討論,以見先秦兩漢典籍所見"勸學"篇章的具體内容.繼而分析《荀子·勸學》的啓導作用,以及各篇"勸學"篇章所論勸學意義的異同.
陸淳著《重修集傳》(卷數不詳,已佚)、《春秋逸傳》三卷(已佚)、《春秋集傳纂例》十卷(今存)、《春秋集傳辨疑》七卷(後分爲十卷,今存)、《春秋微旨》三卷(今存).陸淳於國子博士任上進獻《集注春秋》十卷,與給事中任上再獻《集注春秋》二十卷不是同一種書.所謂《集注春秋》二十卷者,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三書合編之合稱,並非另行撰作之著述.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書》中"《宗指》"當爲"《微指》"之訛,這從信中前後文義可以證明.北宋杜谔《春秋會義》曾兩次徵引"《春秋宗指議》曰",可證《春秋宗指議》確曾單篇流傳.陸淳《春秋》學諸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嚴密的解經體系.
東周秦漢時期的喪葬習俗及理念,是盛行始死招魂、虞祭安魂之禮俗,將死者之魂安置在殯宫、宗廟或陵寢中進行祭祀.先秦兩漢文獻及出土文字資料没有"引魂升天"的記載.秦漢時期好道學仙之人追求"成仙"、"升仙",目的是追求長生不死,是奢望通過修道成仙不死而升入仙界,此與死後"引魂升天"是不同的信念.楚墓中隨葬的漆木雕神怪,應是墓主用來祈求神靈驅災辟邪賜福的,與"靈魂升天"没有關係.馬王堆T形帛畫乃是當時宇宙觀、生死觀、靈魂觀和鬼神觀相融會的綜合體現,冀望死者還如生前一樣,置身於這樣一個永恒的宇宙空間之内,安逸地生活於冥府之中,其寓意並非"引魂升天".
《四庫全書總目》集古典目録之大成,被公認爲讀書治學的門徑之作,以之爲論域的研究成果極爲豐碩.四庫館臣於《春秋地名考略提要》内是正該書作者問題,但所辨有誤,遂引起近現代學人之遞相考證,均能指出該書實際作者應係徐善.諸家之引據與討論,對《春秋地名考略》作者問題之解決各有不同程度之貢獻,同時也各有其未盡及可商之處.考浙江採進提要内,已經提出并解決《春秋地名考略》之作者問題,而四庫館臣卻誤定其實際作者爲并不存在之徐勝.館臣復於提要内指陳《春秋地名考略》之不足,惟所舉之兩條例證均不能成立,不足以支持其批評.由此案可知,從事《四庫全書總目》辨誤等研究工作,採録宜廣,考辨宜細,立論宜慎,引文宜竅;而《總目》提要對於讀書治學之門徑功用,也應具情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曲阜孔氏微波榭刊刻了《算經十書》《戴氏遺書》《微波榭遺書》《微波榭叢書》,這四種叢書的刊印過程和收録子目情況較爲複雜.通過考察乾隆以來的諸家題跋目録、梳理現存的館藏情況可以發現,《戴氏遺書》《微波榭遺書》《微波榭叢書》均有三種及三種以上的印本,反映了孔氏微波榭各叢書的刊刻和彙印前後存在不同程度的變化,這一重要的版本學現象應該得到重視.通過理清孔氏微波榭刊刻的叢書,對叢書的成書過程以及現存館藏信息有更加精確化的認識.
本文梳理了表達"荸薺"的概念從先秦到現代漢語各方言用詞的變化,論證先秦已出現"芍、鳧茈","芍"在其他毗鄰民族借詞中有保留,"鳧茈"很早替换了"芍"."鳧茈"是漢語史上表達"荸薺"概念的主要用詞,在當今一些方言中還有遺存,但讀音都發生了例外."鳧茈"例外音變爲"葧臍","葧臍"也寫作"荸薺","葧、荸"至晚北宋已見於著録,讀蒲没切.這種例外音變,有其他類似的陰聲韻變爲入聲韻的材料可佐證;由此討論了"不"由陰聲韻變成入聲韻的演變機制,論證"不"字讀入聲來自"弗"的説法有問題.現代漢語大部分方言使用的"荸(讀如鼻)薺"和"蒲薺"都是從"葧臍"或"荸薺"例外音變變來的,形成不同的詞,是現代漢語方言表達"荸薺"概念最具優勢的用詞.漢代以後,産生了表達"荸薺"概念的其他一些用詞.論文論證漢語史上組成複音詞的音節易發生不同於其單字音的特殊變化,通過表達"荸薺"概念諸詞的替换,從一個個案分析概念怎樣改變了名稱,旨在加深既有的探討,彌補既往研究之不足.
明代藏書家毛扆曾以宋淳祐本、宋咸淳本及宋中字本校勘明汲古閣本《四書章句集注》,文字異同皆記於天頭,不輕判各本優劣,較多保留了諸宋本之原貌,三宋本今只存宋淳祐本,另外二宋本亡佚.毛扆校勘記保留的兩亡佚宋本信息,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是《四書章句集注》整理工作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對於兩亡佚宋本進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四書章句集注》傳本之優劣及其版本源流.
今六卷本《上清大洞真經》乃層累形成.其原本爲"大洞玉經三十九章",乃魏華存渡江後造制,並於"永和十一年"假託"紫虚元君"降授而"出世",類似"密咒"的"天上内音、地上外音"可能不久即産生;"玉清王祝"以精緻的韻文對"玉經"進行義理化闡釋,極可能爲楊羲、許謐所增,伴隨著《高上神霄玉清消魔經》的出世,被認爲是二十五位神霄玉清王所説,三者構成陶弘景所述"小本"的内容.在修行中,闡述其最高修行法門的《帝一經》假託"中侯夫人"出世,並被置於"三十九章"前一體修行,也即陶氏所述"大本".《高玄真經》是六卷本成書的關鍵環節,在其推動下,《帝一經》與稍後産生的《雌一經》《雄一經》被陸修静依次剪輯編入"三十九章"中,陶弘景羽化後至北周前,茅山宗道士完善每章内的修行圖、符籙等内容,並繼承《高玄真經》的相關内容寫就卷一"誦經玉訣",宣告六卷本内容總體完成.該經形成是大洞經法發展的産物,體現了宗教文獻衍生的獨有特點,在古典文獻學上也具有典型意義.
朱震《漢上易傳·進周易表》中的"易學譜系"和《漢上易傳·序》的五种象數常被引用,但兩篇文章的内在思想和寫作理路卻長期被忽視.回到文本本身,可以發現《表》和《序》有深層的關聯,這一關聯體現在朱震使用"象""數""辭""太極"等概念時有兩套含義."象""數""辭""太極"等概念本是易學的基本概念,但在北宋道學家的易學哲學著作當中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與漢易中的象數學迥異.朱震易學的"集大成"就體現在他努力用一套概念貫穿漢代象數易學和道學哲學中的兩套意義.正是朱震在《漢上易傳·進周易表》和《漢上易傳·序》中展現的努力,我們才能够將《漢上易傳》進一步定位成"道學化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