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以"结果的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大学排名自诞生起就饱受争议.然而,大学排名却在无数的批判与警示声中迅速风靡全球,不断淡化着大学的精神底色.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统摄于现代性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高等教育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高等教育各方参与者对符号与科学主义的偏好、以及在"声誉"向"绩效"转变中的"危""机"辩证.作为现代化浪潮席卷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大学排名隐喻着大学最为深刻与根本性的时代挑战:现代性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与大学的"恶托邦"化.只有在对现代性危机根源深刻觉知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式"合理性"概念的复归,大学才有机会重新立于朝向"伟大理性"之路的起点.由此,大学便可永葆对真理的信念,拥有对抗排行榜之异化的永恒力量,从而在时代的剧变中长盛不衰.

博士生学术社会化内容结构的建构有助于理解博士生学术社会化的内涵与分析学术社会化的影响机制,更好地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进行指导.对教育学科博士生学术社会化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从学科视角深入探究学生的成长过程,促进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目录》)及其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将于2023年下半年正式执行.另外,首次研制的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及其管理办法将另行下发,并依规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实施.学科专业目录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人才培养、学位授予和就业指导的重要依据.主动应对国际格局重构、国家战略布局调整和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挑战,针对现实问题,修订学科专业目录,创新目录管理机制,对于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主持人语：近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一经推出，就引发教育与科技界的强烈反应。相关产品不仅在教育领域下载和使用量惊人，而且各界对于其价值与趋势判断迥异。一些机构和个人认为此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突破”，ChatGPT及相关人工智能产品将带来教育与科技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另一些教育主体和受众则持批评态度，对传统教育秩序、学术伦理等表达出担忧，部分学术机构和期刊甚至已经明令禁止使用相关产品。那么，ChatGPT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原理究竟为何，教育人工智能发展是否正在迎来重大历史性突破，其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将带来哪些可能影响，中国教育系统应如何做出妥善应对？目前类似问题的讨论仍不充分，为此受《重庆高教研究》委托，特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展开对话，相关成果在服务教育研究和政策决策的同时，也期待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同仁参与思考与讨论。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made an integrated deploy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It proposed to invigorate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develop a strong workfor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We will continue efforts to cultivate talent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our ability to nurture talent at home. All this will see us producing first-class innovators and attracting the brightest minds from all over.” This has put forward requirements for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irst-class innovator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carried out diversified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irst-class innovator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formed a single or multi subject collaborativ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mod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etc., and reached preliminary achievements. At present,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irst-class innovators in China is still faced with such constraints as insufficiency of relevant national laws and policies,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policy,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which affect the effect of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first-class innovators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 context of serving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t is urgent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learning stages and policy objectives, promote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irst-class innovator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irst-class innovators.

作为 OpenAI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即预训练生成模型,简称ChatGPT)使用一种名为"Transformer"的人工神经网络,通过海量文本数据的预训练,具备了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可以理解和回答各种形式的语言输入,是目前最先进的对话系统之一.

受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英才教育政策及其发展演进大致历经了初建、加速发展和成熟发展三个阶段.澳大利亚政府选取加涅的"天赋与才能区分模型"作为理论框架,采用定量和定性多种识别工具进行英才学生的早期发现与甄选,并鼓励政府、学校和家庭等多方主体参与其中.澳大利亚英才教育主要采取两种安置模式,专门的英才学校以及普通学校开设的英才班或英才项目;同时综合采用了课程差异化、分组式学习、加速式学习三种培养策略.澳大利亚开展英才教育的经验审思主要包括:转变社会教育观念,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加强识别工具研究,健全英才选拔机制;丰富英才培养模式,补强专业师资力量;关注弱势英才群体,构建保障支持体系.

高等教育学的一代宗师潘懋元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回忆我和先生的交往,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1996年我从东南大学调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了先生,自此以后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或是在北京,或是在厦门大学,或是在其他城市;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学会工作后也一直坚持如此.每次见面我都要就高等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向先生讨教,每次与先生交流都感到如沐春风,受益匪浅.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对高校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尽管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受到培养计划统筹协调、相关资源与政策保障、评价方式等多方因素制约。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提高，需要在“面”上构建起科学合理、特色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在“线”上以激励机制牵引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整个流程，在“点”上利用好科技平台这一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的助力器。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需要建立一种有别于普通教育的特殊教育体制和文化，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一是彰显学生优势发展的教育哲学原则，提供的学习资源和机会必须匹配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二是遵循知识整体性学习的教育规律，为学生的学习从课程设置的序列性和学科学习的交叉性层面建立知识的关联；三是突破学习成果质量评价标准的束缚，引导学生追求“超常模”的挑战性学习；四是植根于丰富学生就读经历的质量内涵式发展战略路径，开阔学生视野和丰富学生学养并重。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明确要求"全面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多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计划与举措,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多种培养模式.同时,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目前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还有待提高,需要我们深刻把握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意义,从理论研究、机制创新、政策保障等方面出发,探索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扎根中国本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中小学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实践经验.基于本土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需要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在中高考制度基础上明确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工具与方法,完善包括专门的课程、教师、科研、组织与制度在内的培养体系和支持系统,构建涵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全过程的多阶段、动态性、长周期的评价机制,确保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效率和培养质量.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实施精英教育,不仅要纠正对于"精英教育"的片面认知,还应从逻辑基础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探讨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本研究分别从法律视角、政策视角、公平视角和效率视角探讨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实施精英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精英教育的实践路径,即构建富有时代内涵的精英教育理念和培养体系,借鉴国内外高校精英教育的先进经验开展创新探索,完善精英教育的顶层设计并优化培养方案,为改善精英教育的效果提供关键支撑.

博士生学术社会化是博士生接受学术训练、实现学术成长的过程.加强对教育学博士生学术社会化研究,对教育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学科建设和教育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N大学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生进行质性研究后发现,教育学博士生学术社会化包括知识社会化、能力社会化、情感社会化和职业认同社会化4个维度,其中知识社会化影响能力社会化和职业认同社会化,情感社会化影响知识社会化和职业认同社会化.教育学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受到个体、人际关系和学术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人际关系因素涉及导师、其他教师和同辈群体;学术环境因素包括学术发表环境、求职环境和学科文化.个体因素是博士生学术社会化的内因,人际关系因素和学术环境因素是博士生学术社会化的外因,博士生在内外因综合作用下实现个体学术的成长与发展.对于教育学博士生的培养而言,导师应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对博士生的全面指导,既要加强对博士生的学业指导,又要注重对博士生的能力培养、心理指导与职业指导;博士生消极情感体验的疏解,需要个人意志品质与团体交流互助相结合;学术界应给予博士生更大的发表空间,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而不是"以发表为本".

第一,高质量发展呼唤教育数字化转型.在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布局的大势所趋,也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迭代的必然要求.因此,推进教育数字化,构建终身学习社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国家"十四五"期间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

"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构建高质量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类型结构是普及化初级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任务.

2014年以来,我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承担了教育部和地方多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相关的重大课题研究,持续对多个省份高考综合改革进行跟踪与评估,累计分析不同高考利益相关群体的调查问卷50多万份,梳理80多场座谈会近800人次的访谈资料,见证了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学生成长、为国选才、社会公平3个目标,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推动教育领域产生格局意义上的变化.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和学术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本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尊重学科专业设置规律、注重学科专业建设机制改革、稳中求进的基本原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创新学科专业建设模式,推进分类培养与分类发展,提升探索科技前沿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搭建交叉学科发展平台,改革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高等学校要抓住学科专业目录颁布的机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学术治理体系,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不断提高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

在国家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川渝陕区域高等教育应发挥集群优势,构建一体化发展架构,统筹资源流动配置;推动三地共建"互联网+高等教育",提升教育资源共享的开放度和参与度;科学规划一体化科技创新园区,实现前沿创新-成果转化-人才供给融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指明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方向.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议》总结了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成就,为第二个百年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指明了方向.

基于2019年针对浙江全省范围内的代表性抽样调查数据,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从城乡背景、经济背景、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四个方面分析家庭背景对高中学生高考选科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在各门选考科目中,选择物理的学生比例最低.第二,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了文理交叉的科目组合.第三,城市家庭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学生具有更强的理科偏好,更倾向于选择理科组合和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科目;农村家庭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则具有更强的文科偏好,更倾向于选择文科组合和政治、历史、地理等文科科目.建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新高考政策的宣传,在指导学生选择高考科目时对于农村家庭和父母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给予更多关注;同时国家和教育考试部门应认真研究取消文理分科后相关试卷的命题难度和内容,以及不同选考科目加权赋分的可比性,并引导高中学校开展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切实抓好学考科目的教学质量,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