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对集聚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现象之一.文章应用并改进机器学习方法,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从时序变化、空间格局方面分析结对集聚特征.研究表明:①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整体上呈现出"U"型分布特征.②2013年劳动与劳动、劳动与资本、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显著结对集聚组合明显上升.③中国四大区域板块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对集聚指数低于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④2013年城市产业空间网络呈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特征.最后,提出了加强产业链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引导城市制造业差异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进而影响个体教育获得.系统研究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的关系可以为优化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居民收入调查(CHIP)和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验证了同胞数量会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挤占效应,且当个体为女、具有农业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中西部地区时,受到的挤占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教育层次越高受到的挤占效应越明显,且会影响教育质量和未来工作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挤占效应,且高等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不仅能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优势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带动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和民众就业,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蓝图变实景,我国已同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行、共建、共享,合作、创新、交流、发展,十年深耕,风光正好.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大国博弈演进加剧,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刊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特组织专家学者总结"一带一路"在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历史性成就和宏伟使命,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方向.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crucial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people-based policy, which provides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victory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ar.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a place-based policy, which can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the rural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However, several i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such as the decrease in the employment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the low level of per capita output value of the first industry, the low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nd the limited radiating function of counties to rural industries. Building a modern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breakthroughs from the such four dimensions as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ing industrial efficiency,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pace, so as to achieve place prosperity while ensuring people prosperity.

在中国城市空间格局持续变迁以及传统出口优势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如何依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培育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首先利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识别城市中心,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地区位和容积率信息测算城市空间结构指标,进而识别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符合内部区位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可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平均成本、使用的中间品种类与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起着明显的中间机制作用.在利用地震信息构造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以及考虑极端值、指标测度、企业区位变动问题后,该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与公共用地出让过程中在距离城市中心更近的地区设定更高的容积率形成的空间结构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工矿用地出让过程中需要适当提升外围地区容积率才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符合内部区位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助于提升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结论有助于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空间组织形式,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稳步推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决策参考.

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深层次要求,能否抓住数字经济这个战略机遇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已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目前,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呈现以下典型特征事实: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地区主导产业更新、深化各地区产业分工、提升各地区经济韧性和增强各地区经济结构包容性;另一方面,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会增加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的难度.为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推进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应有针对地围绕数据要素区域互通、数字经济区域协作与数字红利区域共享等方面调整空间经济政策.

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②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③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作为撬动创新的重要杠杆,风险投资催生出独具特色的创新业态,呈现出行业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并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各国民经济门类的投资数据,运用计量模型探究风险投资行业多样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行业多样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和新增企业的多样化促进城市创新,且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均能增强这一促进作用.但该促进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三大城市群,且只有相关多样化有正向影响.本文的发现可从产业引导和项目筛选两方面为风险投资决策提供参考,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产业基础和人才基础较好的城市可以推动风险投资进入更多行业,形成具有相关多样化特点的基金组合;规模较小、经济欠发达、产业基础和人才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要引导风险投资优先进入具有优势的产业.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口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未来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的着力点.经济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力,通过确保城市格局与动力格局相匹配、与产业格局相匹配,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社会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破解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的难题是未来高质量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举措.景观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协调推进城乡景观建设,确保城乡景观在城镇化进程中相得益彰.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抓手,是关乎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地位的战略举措和迈向现代化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2020年中国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的奋斗目标,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之首要一步.以国际公认的六大权威评价指标体系为蓝本,深入研判中国是否符合创新型国家标准,并结合国情及国际横向可比性,构建5大类16项指标体系,通过设定目标值,采用等权重相对衡量法测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水平.研究表明:中国整体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迈向跨越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崭新发展阶段,但不平衡性、不充分性、不协调性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探讨人工智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对于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培育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详细分析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该结论在考虑极端值、控制遗漏变量、考虑国际市场和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显著成立.人工智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及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增加企业使用中间品种类等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存在于各类分样本中,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其影响的强化作用显著存在于内销导向型企业及各类劳动密集度的企业中.研究结果有助于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导制造业智能化、推动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乡镇与街道是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划,其设置与调整关乎基层城乡治理.基层行政区划的城乡二元制度与城市发展特征产生了一定矛盾.北京市在基层行政区划设置与调整方面进行了尝试与创新,在乡镇政府的基础上设置地区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城乡结合部区域进行管理,为基层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适应城市化发展方向、合理确定基层行政区划设置标准和边界调整适应城市化,以及适当打破城乡分割是基层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向.

新时代对行政区划调整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的匹配性入手,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同步性的概念,并结合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考察了中国各地区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研究发现:2001-2020年有超过一半的省级行政区不具备县乡两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步性,各地区的同步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滞后是造成行政区划调整不同步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发现,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应集中在未表现出同步性的地区,为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应制定标准化的行政区划调整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区域间良性互动机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空间支撑,是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有序流动和公平使用的方式与手段.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构建,需要依据全球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依托经济发展新动能,形成区域发展合力.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传统要素投入成本优势难以为继,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区域经济动力机制已发生明显改变.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辐射范围、影响程度重塑经济结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柱.因此,加快布局数字经济,对于推动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进而形成各地区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中国供应链带来诸多挑战,加强供应链治理是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供应链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市场治理、垂直治理以及关系治理.基于市场的治理模式在理论上是最有效的,但我国区域市场机制发育不平衡的现实格局使其不具有普适性,探究市场治理的替代机制对于畅通市场机制欠发达地区经济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当市场治理难以有效规范交易主体间关系与经济行为时,企业或可以利用垂直治理对成员实施正式控制,或可以采取关系治理对契约方施加非正式约束.垂直治理对市场治理是一种正式替代,关系治理是对市场治理的非正式替代.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垂直治理和关系治理凸显出的组织内部成本问题终将使其让位于具有规模经济的市场治理.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间传统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发生明显改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各区域突破地理环境限制,培育新动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新突破口和重要渠道,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邀请相关专家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优化,数字经济在打破区域合作藩篱,促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展开深入探讨.

城市群是城市的空间组合,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空间载体,其多中心性是否有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实现协调发展?文章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了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将三大污染排放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计算了Malmquist?Luenberger动态分解指数以考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跨期变化.基于2004—2018年14个重点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城市群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东部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则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②城市群多中心性对中间位序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负面效应,但是对首位城市和位序靠后的城市产生正面效应,且该效应随城市经济位序后延而递减;③城市群多中心性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传导机制评估发现,城市群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溢出、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起作用.更改多中心指标、采用地形起伏度和1933年的铁路通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更改方法为面板Tobit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没有实质性改变.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镇化空间布局重在发展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权衡,应综合考虑空间单元异质性,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城市群政策.

住房及其不平等是中国居民自古以来所关注的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更需重视.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个体微观数据计算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住房不平等程度,并运用空间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城市住房不平等呈现显著的时空演化特征.总体上住房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但四大板块、南北方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东北地区的住房不平等程度最低.东北和华北地区城市住房不平等有显著的低值集聚特征,东南沿海地区有显著的高值集聚特征,但具有空间集聚特征的城市逐渐减少.同时,经济发展与住房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而不同区域城市经济发展与住房不平等的相关性样式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