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必须通过百官群臣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任官必选贤,"尚贤"因而成为周代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贤"指才德杰出之士.依据其杰出程度高下,分"英""俊""杰""豪".周人从选吏任官治国安邦,兼并诸侯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反复强调过"尚贤"的重要性,告诫君主"求贤"必须虚心,切忌自大.与君主"求贤"相应,民间自然流行"举贤"与"让贤"的佳话.君主求贤,必先知贤.如何知贤?要具备正确辨别忠逆的判断力,要兼顾民众的评价和意见,要结合各种环境对人才的表现作动态考察.知贤、求贤后,"用贤"很重要."用贤"的基本原则,是德能配位,取其所长,去除亲疏."任贤""尽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即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功能.
《孔子家语》是战国后期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孔子言行录.它为人们在《论语》之外完整理解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提供了重要补充.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在保留孔子家世、生平、业绩及"七十二弟子"名录方面提供了一手资料,揭示了孔子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神人感应观,从"仁""礼""德""法"四方面论析了孔子心中的"明王之道",从"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诸方面阐述了孔子眼中的修身之道,并补充论析孔子关于"人道"之依据(人性)的思考,包括人的"性命""人情"的涵义以及因人情而治人的"人义"规范.宋代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王肃假托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两次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此书不伪,应当纳入先秦儒学研究视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实相悖、是非混淆的时代,专门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应运而生.名家的代表人物,春秋时期是墨子后学和邓析,战国时期是尹文、惠施、公孙龙和荀子.他们"疾名实之散乱",建立了"循名责实""以正名实"的名学,体现了救世情怀、贵智特色和思辨成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周代理性意识的觉醒.由于公孙龙子已撰文论析过,此文按历时的顺序,系统阐释墨子后学、邓析、尹文、惠施、荀子的名学思想和贡献,希望为人们整体把握周代逻辑学的演变脉络和基本主张、认识周人的理性觉醒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
王宁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系统研究评述王宁的学术历程及其思想主张与特殊贡献,不仅是当下中国学术史梳理的需要,也是广大中青年学者的期待.本文依据对王宁不同时期学术著述的研究与把握,结合个别访谈,对王宁学术发展做出四阶段的划分,对每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和核心概念做出分析概括,以寻绎其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基本主张,并以具体材料呈现和揭示王宁从比较文学出发从事文学-文化理论研究与批评的重要成就与国际影响.
周代的用兵思想是置于"仁义"的大政方针之下的,表现为"义兵"思想.《尚书·周书》中替天行道诛"独夫"的"革命"学说奠定了周代"义兵"思想的源头.周初姜太公提出的"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的主张可视为西周义兵思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反对不义之战;儒家主张"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道家主张"存亡平乱,为民除害";兵家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杂家主张"以义为战";这些共同汇成周代以仁治军、以义用兵的思想交响.在"义兵"思想的指导下,周代的军事学说讨论、总结出许多战场取胜的战术规律,彰显着"人道"取胜的时代真谛.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ies of the various school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Zhuangzi inherited Laozi’s theory and criticized the theories of Confucius and Mohism. He made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and definition of morality and goodness, the core that people should conform to the nature of life, that is,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He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perfecting morality, cultivating body and mind, and the ideal of being a gentleman, that is, the method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He put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onarch’s way of doing nothing and the minister’s way of doing something, and the appearance of an ideal society.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he agreed that people adapt to their own nature, and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the relativity of right and wrong, he emphasized that inaction is the greatest moral good in the world. In a word, the theory of Zhuangzi is the most perfect theory among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中国现代美学史以1928 年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为分水岭,呈现出主观论美学与客观论美学的此消彼长.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代,主观论美学占主导地位,在这之后的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唯物论美学逐渐崛起并占主导地位.本文通过对柯仲平、后期鲁迅、胡秋原、金公亮、周扬等一系列代表性人物及其论著的个案剖析,详实揭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逐渐崛起的走向和历程,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从三四十年代起开始广泛传播"(李泽厚语)的史实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证材料和独特解析.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高扬舜禹之道和孔子仁学,在批判六家、五霸的基础上广采博取、推陈出新,构筑了天人相分、人性本恶、内圣外王、礼主刑辅、革命义兵的思想大厦.在天人关系上,他彻底否定有神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在人性问题上,他既肯定人欲本恶,又强调善的道德意识是人的特征,源于人的"心知"本性,实际上走向二重人性论,由此建构起"君子之道"和"君之所道"."君子之道"包括贵礼、尚诚、劝学、隆师、慎友、征圣、宗经等修养方法."君之所道"包括仁政民主、裕民富民、礼主刑辅、尚贤使能等经世方略.荀子进而提出"从义不从父"的"子道","从道不从君"的"臣道"与"议兵以仁义为本"的军事主张.荀子学说体大思精,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是周代贵人轻天、贵德轻神思想特征的典型证明,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若对中国美学史有一个整体把握,对"美"和"美学"有一个合理认识,就会发现:宋代美学是隋唐宋元道德美学主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继承了隋唐道德美学传统,将隋唐的儒家之道提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加以遵从.于是,魏晋南朝的"情感美学""形式美学"特征一变成为隋唐宋元的"道德美学"特征.宋代的道德美学与宋代重文轻武、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由北宋初期古文家的文艺道德美学、两宋理学家的人生道德美学以及南宋词学园地的道德美学构成,渗透在艺术审美、自然审美、人生审美各个领域.诸如宋代官窑瓷器的极简造型、宋代绘画的神似追求、宋代书法的尚意特征、宋代艺论的平淡宗尚等,无不与"大道至简"的道德美学的外在表现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
2015年、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分别发布"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越来越凸显了"美育"在今天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究竟何为"美育",却定义含糊,令人难以捉摸.一方面,现有的"美育"定义存在"美育是审美教育"等同义反复的不足,或"美育是心灵教育"等大而无当的毛病,令人不明白"美育"的确切含义和特殊定性,导致在实施方法上以偏概全,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因为"美育"定义不清,就干脆解构"美育"本质,取消"美育"定义,这在实践上也更为有害.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艺术哲学或文艺理论的建设状况及基本思想如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空白.本文以钱歌川《文艺概论》、俞寄凡《艺术概论》、向培良《艺术通论》和本时期的多种《文学概论》为历史坐标,通过对这些读者难以一见的历史资料的查考爬疏,分析阐述这个时期人们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及各种门类艺术特征认识和深化过程,以及人们对民族、民主革命任务面前艺术的自律和艺术为社会使命服务的他律之间关系问题的认知,以期为我们把握这个时期文艺理论的建设状况和主要观点提供参考.
智顗是天台宗创始人.他阐释《法华经》的经论奠定了天台宗美学的主要教义.智顗否定世俗的感官欲望之美,认为"五欲无乐",只有痛苦,消灭痛苦的根本途径是止观并行、定慧双修,如此就可产生金刚真心,获得至美常乐.与此相联系,智顗还论述了以"绝"为"妙"、以"圆"为美以及"言"与"道"的不即不离问题.层次丰富而思理绵密,对认知佛教美学的基本主张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吴起是战国初期卫国的兵家代表人物.他继承姜太公《六韬》《司马法》中由政治到军事的思路,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固国强军方针,在文武兼修、以德治军的基础上提出"义兵""慎战"的军事主张,首开《论将》《治兵》篇,专论"总文武""兼刚柔"的将领管理要求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兵理论,论析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作战原则,对于丰富先秦兵家军事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墨学是春秋战国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子早年受学于孔子,后创立自己的学派,向儒家反戈一击.墨子从"别爱""非神""顺命""厚葬""奢乐"五方面"非儒",指出缺乏对"天""鬼"的敬畏是导致天下祸乱的最终根源,所以"尊天事鬼"成为墨学的逻辑起点.墨子的"天""鬼"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主持正义,除暴安良,与民意相通.所以"尊天事鬼"必然走向尽人力的"非命"和"爱利万民"的"贵义""兼爱".从"兼爱"出发,墨子主张"非攻""非乐""节用""节葬";从"贵义"出发,墨子"尚同""尚贤",主张将"爱利万民"的"公义"通过定于一尊的君主专制确定下来,统一天下人的是非善恶标准,由贤人忠臣贯彻实施.于是,以"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为"三表"、以"尊天事鬼""贵义兼爱""爱利万民"为核心主张的墨家学说体系便由此建立起来.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启示意义.
"天人关系"是周代思想界思考论辩的重要问题.周代的天、人之辩既包括神、人之辩,又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周代的天人之辩从"尊天敬神""以人法天"出发,发展到神人并尊、天人并尊,最终发展到否认鬼神的作用,降低"天时地利"的地位,肯定"吉凶由人",主张"贵人先人".在"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以人法天"与"以人定天"的互动建构中,周代的"天人合一"完成了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周代天人之辩中体现的"人本"倾向,使得葛兆光的殷周文化一体论以及赵法生的周代伦理宗教"天民平衡"的新论不攻自破.
中国思想界过去的一种主流观点,是殷商之前不存在道德观念.于是,周代道德概念的繁荣和道德体系的丰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无论是后代典籍关于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还是后代史料对五帝及夏商君主德治思想和事迹的记载,以及考虑道德观念发生、发展、繁荣的内在逻辑,我们都必须承认,上古至夏商这段时期是客观存在道德观念的,它并不占主导地位,却构成这个时期神本思想的有益补充,为德治观念在周代的丰富并上升为主导地位打下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把握六朝美学的时代特征,应抓住美的价值取向和乐感特征,将六朝美学置于六朝前后美学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中加以分析.与汉代美学崇尚"太上忘情""建安风骨"、鄙薄"雕虫篆刻""闳侈巨丽"的时代特征以及隋唐美学鄙薄"彩丽竞繁""雕琢淫靡"、崇尚"风雅骨气""芙蓉出水"的时代特征不同,六朝掀起了"情之所钟""从欲为欢"的情感美学与"铺采摛文""错采镂金"的形式美学两大主潮.宗白华先生原有关于六朝美学特征的论断不确,有必要加以更正.
现存《六韬》是战国时期人们整理的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论述政治军事问题的对话记录.全书由"文韬"论述到"武略",由政治论述到军事,是一部渗透着"公天下"理想和"爱民利民"精神的兵家著作.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天下观出发,姜太公提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的政治理念和"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的战争观.作为保家卫国的最终后盾,"兵者"是不得不严加准备的"国之大事".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具体讨论了军队的将士建设、组织建设、装备建设以及"三阵""十四变""十胜九败"等战术思想.全书设《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韬,每韬下分若干篇,共六十篇.结构完整,论析深刻,有"军事百科全书"之誉,对于今天的政治军事工作仍不乏启示意义.
周代是一个贵人轻神、人的觉醒时代,其标志是形成了丰富的"人道"学说.周代的"人道"体现为"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君主"学说就是"外王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代的"君主"学说包括"立君为民""利群治乱"的君主起源论,君为民主、代民做主的君主专制论,"养民教民"的君主职责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的君主素质论,"公平无私,无偏无陂"的君主政道论.周代的"君主"学说从君主的产生动因与机制论证君主的权力与责任、条件和为政之道,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与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相通之处,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应当加以合理继承,不可以偏概全、简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