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7—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对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显示,地方政府非税收入规模扩大加剧了资本错配,不同非税项目对于资本配置的影响存在差异.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中部地区非税收入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本错配,西部地区非税收入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错配.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的扩大将加剧资本配置过度地区的资本错配,并改善资本配置不足地区的资本错配.本文研究启示在于: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应在明确非税收入功能定位后,有效利用非税收入以履行构建和维持市场秩序的职能,并在其职能边界内提升非税收入促进资本优化配置的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非税收入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合理地出现,制度弹性促使非税收入成为特定阶段服务增长和改革目标的工具,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在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和条件下,政府非税收入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下,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与结构也存在差异.非税收入的合理性取决于区域多样性、产业性、阶段性与模仿性,其可持续性因项目而异.要合理规范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保留合理的财政制度空间,增强制度运行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出台政策措施,并根据功能定位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非税收入"正本清源",以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目的]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研究农业产出增长分解及其与服务业产业融合,对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以及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中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核密度分析、结构分解分析与归因矩阵分析,考察农业产出的动态变迁,分解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量化农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状况.[结果](1)我国农业整体呈现产出增长与区域布局调整的动态趋势,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各省份的内部需求扩张效应转变为国内需求扩张效应;(2)技术水平变化对西部省份农业产出的增长作用显著;(3)出口扩张效应并不显著,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外部流入对我国农业增长的挤出作用扩大;(4)农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主要体现在需求侧融合,仍需加强农业与服务业供给侧融合.[结论]促进农业供给适应需求变化,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塑造参与农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7年、2012年及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结构分解技术揭示中国省域层面数字经济产出增长的具体来源及结构变化,使用归因矩阵分析法测算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状况.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产出增长的地区差异正在缩小,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产出增速较高并在绝对值上向东部地区收敛;国内市场需求扩张对数字经济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国外市场需求扩张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数字经济与上游产业的关联紧密,与下游产业的关联有待加强;数字经济与能够快速进行生产方式转变的服务业融合程度较高,与生产方式调整周期较长的加工制造业的融合程度较低.

本文基于2007-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反映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使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其收敛特征,并揭示相关经济社会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整体和东北、东、中、西部地区政府非税收入趋于下降,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大幅缩小,区域间、区域内非均衡现象有所缓解;全国整体及四大区域的政府非税收入呈收敛态势,且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实际税率等因素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启示在于:政府应在明确非税收入功能定位后,有效利用非税收入以履行构建和维持市场秩序的职能,重视政府非税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树立区域协同治理理念,以提升政府非税收入的治理能力.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与识别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及二次指派程序(QAP)对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整体网络"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并呈现出密度提升、关联程度提高的趋势.根据不同省市在关联网络中的位置,可将整体网络划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收益与经济人四大板块.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受消费水平、产业结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水平、开放水平、移动端数字设备相对差异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