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舞蹈史考论,是闻一多学术工作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受到关注.在上古文学史研究中,他通过史料的钩沉与整理发掘了"万舞"和图腾舞深远的文化内涵.1944年发表的《说舞》是闻一多的舞蹈专论,集中呈现了其舞蹈人类学思想的精髓.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走入乡野,质朴热情的民间歌舞让他看到了潜藏于民族根底里的生命活力,于是他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歌舞的发展,助力"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的成功举办.这场演出的成功直接推动了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剧本改编工作的完成,《古歌舞剧悬解》则为其舞蹈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鲁迅创作和翻译作品百余年的解读历史,有卓见,有正读,也有误读和曲解.本文试图对鲁迅留日早期翻译作品进行再解读,把它们放置在当时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对鲁迅译作《哀尘》关于文明和民族等方面的思想命题进行了分析;通过《月界旅行》法语原作、英语转译本、日语转译本和鲁迅中译本的对读,探讨这部译作在残疾人观、族群观、女性观等思想命题方面的局限,并对其翻译方法上的随意改译作风进行剖析.最后论文简述了鲁迅留日后期译作《域外小说集》的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他留日早期译作思想局限的超越,他采取的直译方法、异化策略对清末随意改译风尚和自己留日早期译法的扬弃和超越.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对话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巴赫金对话诗学基础上,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1).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比较重视翻译文本的互文性关系,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总结了英语文学中的四类互文关系,即《圣经》互文、古典著作互文、文化互文和文学互文(2);但他忽视了创作与译作这类重要的互文关系.事实上在翻译文本生成后,原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之间形成了互文的关系.在作家兼译者的情形中,其创作与译作构成了更为重要的互文关系.

鲁迅的作品为读者描绘了山川、原野、花草、动物的样貌和状态,他通过地母情怀的抒写和诗意返乡的观照,与大地建立了亲密的精神关系,他的创作是对大地野性之美的一种诗意呈现.鲁迅拥有丰盈而深刻的生态书写,这体现在他的维护林野的思想、对土地沙漠化的关切、对水资源匮乏的忧思、对生态平衡自然伦理的探讨等方面.鲁迅的自然审美观也显示了其独特性.任何与大地建立亲情的作家都是大地的赤子,鲁迅对大地及大地上的人和事的诗意呈现正是一种大地诗学的敞开.

本文以王富仁教授为典型个案,简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关联.文章着重分析王富仁价值谱系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并借助王富仁的相关论述,对中国与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及其特质做了简略的对照分析,文章还对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做了辨析,从中寻绎王富仁及其他当代中国学者所承续的俄罗斯精神遗产的某些侧面.

从关键词“启蒙”入手,首先论述鲁迅译作与创作对启蒙者被误解、被鉴赏命运的书写,然后分析鲁迅译作与创作对启蒙理想的质疑和批评,试图建立鲁迅的译、作之间的思想对话关系,并通过鲁迅的文学实践证实,文学翻译与创作的文本之间的确存在着互文关系.在鲁迅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创作与译作两个领域的研究各自为政的状况,致使鲁迅思想和著译中的许多重大命题不能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启蒙书写和启蒙质疑入手,在鲁迅译作和创作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在学术上是一种重新.

20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中国民众渴望被西方书写,又愤怒于西方对中国的不良书写.鲁迅对这种复杂的心理现象进行了展示和剖析,并揭示了好莱坞电影的西方中国书写的权力关系.另外,鲁迅对西方汉学也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

鲁迅百年翻译研究史历经了"回忆与论争"(1909-1949)、"学习与曲解"(1950-1979)、"理解与阐释"(1980-1999)、"系统化与多元化"(2000-至今)四个阶段,研究者们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获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相比于鲁迅创作研究,仍显得势单力薄,仍需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1918年5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它对“仁义道德”“吃人”的指控,震醒了冬眠已久的中国文学,并推动中国文学开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新纪元.鲁迅本人在1935年回顾《狂人日记》等作品的创作时说它们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他还透露,“《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

本文从翻译者、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方法、翻译途径、译本读者、翻译批评以及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层面入手,对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呈现了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整体面貌和独创精神,并就鲁迅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的价值和启示作了简论.

童话译著是鲁迅翻译版图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将鲁迅创作与其童话译著进行创造性对话研究,可以发现它们在思想上存在深层次的关联性.在对物质文明和自然科学的批评性省思,对自然美的书写和生态遭受毁坏的忧思,以及对世间万物的同情与关爱等问题上,鲁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他翻译的童话作品之间找到了深切的共鸣点,并在对话中发展了自己的哲思.

本文以老舍、宋之的书写抗战时期回、汉关系的剧作《国家至上》为研究对象,从谣言传播、谣言对身体的争夺、谣言的起源和想象性解决等层面入手,分析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国家叙事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本文认为,《国家至上》展示了谣言经由个人身体和欲望的叙述,对“国家至上”意识形态形成的巨大冲击力量.一方面,谣言的流布使得剧作关于回、汉关系的叙事显得跌宕起伏;另一方面,这些谣言揭示了历史记忆和抗战现实影响下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

本文从20世纪早期、20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末的3个时段评述了东南亚国家对鲁迅文学遗产的接受状况,结合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文学形势等因素,分析鲁迅思想和作品在这些国家传播和产生影响的诸种形态,呈现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现代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

对鲁迅而言,民国历史是他记忆版图上最鲜活的区域。鲁迅对民前奴隶处境的记忆,对民初成为自由人之欢欣的回味,对民国成立后民众耽缅于欢庆之危险的警醒,构成了他民国书写的具体内涵。通过对示众看客、变戏法般的历史、烈士荒坟等意象和场景的描写,通过对孙中山、章太炎等民国史著名人物的品评,鲁迅对某些历史伦理作了深刻质疑,并创设了自己的民国史书写方式。这一切都无不显示了思想家鲁迅的独特历史哲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农具在这一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具却面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或被异化的命运,并成为展览和消费的对象.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正是基于对农具命运的担忧而创作的.现有的研究或局限于分析小说的某一篇章,或止步于对故事情节的介绍,或把李锐的小说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摹写——对乡村民主法制、乡村婚姻、乡村教育等的反映.实际上,李锐农具系列小说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本文从李锐农具系列小说对大地、农人以及农具命运的关注入手,揭示现代化进程中农具发生的变化,以及李锐农具书写的文化意蕴.

1989年从爱丁堡大学中文系退休后,英国汉学家秦乃瑞把精力集中于《鲁迅的生平和创作》①的研究和写作上,他拖着病老的身躯写出了这部30万言的评传.这是一部用流畅、平实的语言向英语世界的人们展示鲁迅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坚实之作.据陈小滢介绍②,秦乃瑞注意到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等英国伟大作家,却很少有英国人知道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只知道中国有孔子.秦乃瑞想让英语世界的人们在孔子之外还有机会去了解鲁迅,想让他们像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一样去了解鲁迅.这就是秦乃瑞晚年抱病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广鲁迅及其创作,传播鲁迅精神遗产的目的.

<正>鲁迅以其在文学领域的非凡创造,成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其实,鲁迅还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编辑、中国现代媒体事业重要的参与者,但他作为媒体编辑家的贡献时常为现代新闻出版史著作所忽略或缩小。

"十七年"文学借助云南边地生活的书写,强化着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云南边地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表现少数民族"新人"的成长;云南边地书写呈现了少数民族"新人"劳动和爱情生活的人性之美和阶级内涵,以及人性与阶级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关系。

<正>在上世纪的80年代,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地域文学"以浓郁的地域特色独树一帜,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作平面式的表层描述,而把笔触瞄准了地域文化的开掘和民族精神心理的揭示,地域小说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文化景观。林斤澜在1984

This paper firstly counts and analyzes the use of color in Lu Xun's works.Then it elaborates the color expressions of black,whit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 Xun's works,out of which unfolds Lu Xun's color poetics.It then sums up the color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Lu Xun as a litterat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