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职业成长对于企业与员工共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实中,员工却面临职业成长内驱力不足的问题,职业成长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激发员工职业成长内驱力促进其职业成长,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对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通过分析11家企业共333名员工的三阶段问卷数据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对员工职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既可以通过激发员工的职业使命感,促使其认识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驱动其"想"实现职业成长,又可以通过提升员工的职业胜任力,促使其有能力处理职业发展中的要求,进而驱动其"能"实现职业成长,在"想"和"能"的共同推动下,员工职业成长最终得以实现.研究结果拓展了职业成长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为企业有效促进员工职业成长提供有益借鉴.
智能经济深刻影响企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要认识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为指导,其理论框架包括要素组织、过程管理和所有制关系.在智能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和技术组织形式呈现出一系列智能化特征.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协作的数字化、分散化和扩大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智能经济对私有企业雇佣关系和公有企业录用关系的不同影响.劳动过程的要素运动、劳动者技能的变化以及其主体性的彰显等在不同企业中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劳动过程的管理而言,智能技术使科层制高效化、制度算法化、企业文化灵活化.在所有制关系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监督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管理关系的组织协调更高效,劳动监督更严格;私有企业中劳动者竞争加剧,公有企业中劳动竞赛的意愿提高.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数字化转型道路.运用事件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梳理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演变、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以信息化为核心到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战略转变,遵循着统筹举国体制与基层创新、结合一般规律与中国实际、共促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数字化转型理论的本体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理论的结合,基本方法是渐进式推进与重点式把握的结合,目标导向是高质量发展与共享发展的结合.研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数字化转型理论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后续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快速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但随着美国对我国数字技术封堵和限制的不断升级,数字技术的"卡脖子"风险和数据资本的金融化风险陡然抬升.数字技术与资本结合后具有对产业链的支配性、对实体物质资料的强烈占有性、重塑经济空间的流动性等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帮助分析在数字产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创新及其与资本结合的规律.在揭露资本主义数字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垄断性、虚假性的同时,针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发展了自主数字产权优势理论,即以自主数字核心技术、数字名牌、数字产业链、数字产权为主要内容的自主优势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结合"卡脖子"数字技术所具有的鲜明的国家战略特征,提出亟需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新四控型"自主发展模式的建议.特别是承担全产业链条数字化创新任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关键性国家竞争产业,需要承担更多推动数字创新和破解数字"卡脖子"问题的历史性使命.
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离不开村干部发挥"领路人"的重要作用.作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村干部治理能力和领导力是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论文聚焦于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基于公共领导力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测量变量并形成调查问卷,采用SPSS和AMOS进行回归和因子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公共领导力的责任领导、守则领导、网络治理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信任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与乡村治理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层民主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与乡村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三个维度分别通过村民政治信任与基层民主的链式中介,正向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研究结论揭示了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两条中介路径及有序的链式结构路径,有助于拓展村干部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丰富公共领导力在中国情境中的理论研究,并对乡村治理绩效提升和乡村振兴中干部队伍领导能力建设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使用在线社交工具求职的频率不断提高,尽管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但考虑到数字化的作用在线社交工具对大学生求职意愿是否产生新的影响,其内在作用机制与数字化的外在权变影响如何,现有研究却鲜有涉及.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基于数字经济成长期前后两阶段下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OLS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在线社交工具对求职意愿的影响,并揭示求职网络异质性的中介作用和数字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在线社交工具通过求职网络异质性对求职意愿产生了正向的间接影响,但直接影响并不显著;(2)数字化负向调节在线社交工具与求职网络异质性之间的正向关系;(3)数字化负向调节求职网络异质性对在线社交工具与求职意愿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求职意愿的研究,通过厘清在线社交工具的内在作用机制与数字化的权变影响增强了对求职网络的理论认识,为大学生合理利用在线社交工具、增强求职意愿提供了参考.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振兴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西部地区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间的互动耦合作用逐渐增强;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耦合协调程度在时间上呈现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总体体现为乡村振兴主导型的发展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上呈现区域差异性特征,即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的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宁夏、新疆,但这种空间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该研究为全面认识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丰富了农民职业化的策略选择.
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却尚未厘清.通过整合2001-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污染减排、赋能绿色发展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平均而言,数字化转型程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SO2的排放量就下降18.35％.(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减排效应主要来源于源头防治而非末端治理,即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产生量.(3)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污染密集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加显著,而这种减排效应的差异化与不同类型企业减排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本文提供了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微观证据,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绿色发展的研究视角,为进一步推动数字强国战略与绿色发展新理念的耦合和兼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保证经济增长同时促进减污降碳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从投入与产出端对产出密度模型改进基础上,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中国275个城市2000-2017年减污降碳、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基于2035远景目标与2030年碳达峰约束,情景模拟了城市兼顾减污降碳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PM2.5污染与CO2排放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人口与制造业集聚在削弱PM2.5污染同时增加了CO2排放,而抑制空间扩张与打破环境成本遵循效应是推进减污降碳的关键.(2)基准情景下,13万元人均生产总值和碳达峰目标基本可以实现,但PM2.5污染只能降至33.050μg/m3;经济增长优先情景下,CO2排放以38.570百万吨高排放达峰,PM2.5污染为36.360μg/m3;减污降碳优先情景下,无论是高或低排放约束下碳达峰与经济增长目标均可同时实现,但15μg/m3减污约束下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只能达到75 779.760元;双赢情景下,若不打破当前城市发展模式,减污、降碳与经济增长的2035目标很难同时实现,而实现双赢的关键在于重塑城市发展模式并有序推进减污降碳.
如何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指导本土管理实践日渐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的重点议题.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探究了领导长期导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功效、作用路径和边界条件.通过两时段对71名领导和365名员工进行了配对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领导长期导向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倒U形影响,且正向影响员工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员工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且均在领导长期导向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团队时间压力正向调节领导长期导向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倒U形关系,且分别负向和正向调节领导长期导向与员工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间关系,并进一步调节员工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的中介作用.
直播间新锐品牌已获得"Z世代"消费群体的普遍认同,然而鲜有文献对上述现象蕴含的消费者心理机制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借鉴社会影响理论,从主播在线互动视角来解答上述问题.研究表明:消费者认同与内化心理机制在主播在线互动与新锐品牌认同之间扮演着桥梁角色.主播与消费者互动的活跃度、真实性和互助性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社交临场感,进而对主播产生心理认同.主播采用更立体、更直观的信息交流方式有助于减少消费者对于新锐品牌的疑虑,增加消费者对新锐品牌的亲近感和相似感,进而将新锐品牌个性内化为其生活格调.当主播形象与品牌个性高度契合时,消费者更倾向于将其对主播的认同和信任感转化为其对品牌的认同.本文在概念化新锐品牌内涵的同时,丰富了新锐品牌消费者认同机制研究的理论体系,并为新锐品牌商、在线主播优化相关策略提供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展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把握这一实践逻辑,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深刻领悟我们党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和必须牢牢掌握的重大原则.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共同富裕是"国之大政",协同推进粮食安全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政府的使命任务.选取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粮食生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种植结构趋粮化及扩大粮食生产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粮食生产通过增强产业结构偏离度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相较于粮食主产区,扩大粮食生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非粮食主产区更为显著.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以及增加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应用有助于缩小粮食生产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建立粮食生产区域间横向补偿机制、发展粮食产业新业态、持续加大财政以及新型农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力度是协同推进粮食生产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措施.
新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如何优化品牌资产前因从而促进新锐品牌资产增长是品牌研究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基于品牌价值链和消费者决策层级效应模型,构建包含市场定位、营销传播以及渠道转化3个 一阶变量以及6个因素在内的新锐品牌资产生成模型,结合NCA和QCA两种方法探究5大行业20个新锐品牌的品牌资产生成路径.结果表明:新锐品牌存在4类实现高品牌资产的构型(IP赋能型、社交体验型、心智渗透型和产品自传播型)和2类导致非高品牌资产的构型(全网薄弱型和社交薄弱型),并且非高品牌资产可通过4条路径向高品牌资产跃迁.研究结论不仅对揭示新锐品牌资产不同前因及其协同作用与高水平品牌资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新锐品牌在高品牌资产路径设计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持.
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新契机.基于战略一致性模型的分析框架,以能源化工企业为纵向单案例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战略与组织的协同演进机制.研究发现,战略和组织的协同模式分别对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不同时期,即战略引领组织实现局部端数字化的试点期、组织驱动平台数字化支撑战略的拓展期和数字化重塑战略引导组织再造的整合期.基于以上发现,通过对数字化转型三阶段逐级过渡的动因分析,推演出数字化战略创新驱动和数字化组织创新驱动两条实现路径,并由此构建了传统企业转型过程中战略与组织数字化介入水平螺旋上升的动态协同机制.该研究厘清了数字化转型中战略一致性模型的路径机制,拓展了战略一致性模型在我国传统企业转型的应用场景,对传统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实现内部有序协同和高效革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对象,基于信息披露的监督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提升作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随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在考虑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后发现,强制性披露具有显著的监督治理效应,自愿性披露主要出于经济性动机.基于业绩异质性的检验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增强薪酬对能力业绩的敏感度实现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提升.差异性检验的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地存在于两职分离或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上述结论既为监管部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和审核提供了依据,也为股东和董事会提升高管薪酬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数字乡村作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是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内生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已成为全面小康时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治理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家庭追最调查数据(CFPS)进行匹配,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能显著减缓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不同贫困维度来看,数字乡村对收入、生活、教育、健康、资产和获得感六个不同贫困维度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从区域差异来看,数字乡村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缓解效应在贫困剥夺得分较低维度发挥得更充分,而中西部在更高贫困维度和深度的减贫效应更明显;机制识别检验发现,数字乡村通过推动乡村经济、生活、治理和基础设施数字化渠道发挥多维减贫效应.
绿色品牌的信息载荷量是影响消费者购买与否的关键线索之一.受消费倾向、加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形象一致性、加工流畅性和决策思维模式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四个行为实验分析信息载荷量高低对消费者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发现:(1)"多多"并不代表"益善",相比于高载荷量的绿色信息,消费者对中等载荷量的信息会产生更强的绿色品牌信任,即影响曲线呈倒U形;(2)形象一致性和加工流畅性是绿色信息载荷量影响绿色品牌信任的边界条件,具体来说,相比于倾向功能一致性的消费者,倾向自我一致性消费者的倒U形影响被削弱,具有高加工流畅性的消费者相较于具有低加工流畅性消费者的倒U形影响被削弱;(3)消费者的决策思维模式与加工流畅性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两者与绿色信息载荷量的交互会引起原有倒U形影响发生变化.
搭建企业家精神、数字普惠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城市(宏观)和企业(微观)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企业家精神均推动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经济绩效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较好、营商环境较优的中心城市和机制较为灵活的民营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非中心城市、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更强.因此,在构建有助于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制度体系的同时应加快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发挥乘数倍增效应,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助力.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法治保障.当前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进程中面临着内部权力边界不清、章程落实不到位、民主监督权缺失等诸多问题,为推行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提出了现实要求.在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需要明确制定清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梳理清单的权力来源与依据,明确清单的内容范围,规范权力运行程序,重视民主监督权行使,以权力清单的实施使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校内规章制度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学校内部治理的法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