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conducive to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this paper selects the SBM-ML index method,uses MaxDEA software to measure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nd uses the systematic GMM model and the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rade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al tra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nd its effect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threshold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The high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the more obvious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on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Therefor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rade in each province,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relevant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ies according to its trad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f agricultural trade,and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基于201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市公司所处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抑制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纳税负担)、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企业外部监督(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降低了其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显著弱化公司违规倾向,但并不会提高公司违规被稽查的概率;优化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公司违规行为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利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劳动力需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主要体现在雇佣员工上,对家庭自雇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主要通过创新带动和收入增长两条路径提升了农村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个体工商户应用互联网带来的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小于公司制企业、独资或合伙企业;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应用对东部地区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更显著.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利益相关者愈发关注企业的ESG信息,而政府机构也希望通过气候政策引导企业ESG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但频繁出台的气候政策很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不确定性,诱发企业策略性的ESG印象管理行为.基于企业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ESG文本语调的匹配数据,考察外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的企业ESG印象管理行为.研究发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文本语调显著正相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强化外部投资者迎合动机和ESG业绩掩饰动机引发了企业的ESG印象管理,提高了 ESG文本语调的积极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风险免疫力较差、操纵动机较强、外部监督机制较薄弱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ESG文本语调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ESG印象管理策略会加剧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利于企业的长期价值稳定.
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测算共同富裕指数,并基于2010-2019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着积极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以及推动劳动力就业转移,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相对于其他规模的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Ⅱ类大城市中更明显.据此,应持续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产业结构偏差;注重资源要素与优化产业结构相匹配,推动产品与产业创新;因地制宜,促进科学循环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城乡关系演变新的阶段,是新中国70多年党和人民摆脱贫困、推动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城乡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城乡要素配置、产业协同、文明普及、空间融合四个方面阐释城乡融合的科学内涵,深入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公平与效率三个维度,对城乡融合与城乡一体化进行理论辨识.
以2012-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以及市场竞争较激烈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企业产品市场表现.
构建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政策分歧指数,检索并量化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的深度水平,据此实证分析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以及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研究发现,监管政策分歧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扩大数字鸿沟显著阻碍了双边数字服务出口,但国家间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可以缓解双边监管政策分歧对数字服务出口的不利冲击,并且随着RTA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水平的提高,其规制融合效应也会更强.从国家异质性看,南-北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的负向贸易影响最大,但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则具有强于南-南和北-北国家间的规制融合效应.从行业异质性看,监管政策分歧对信息通讯、金融和保险行业出口的抑制作用较大,而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在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许可收费以及个人文娱行业表现更强.从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看,RTA中数据相关条款的规制融合效应大于电子商务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条款.
基于30个省份的经验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全国及各区域的社会救助指数,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与QAP方法评估了我国社会救助均等化程度、趋势及形成机理.从程度来看,我国社会救助指数显著提升,且均等化趋势明显.从差异来看,三大区域的社会救助指数差异主要来自超变密度贡献,且在考察期内持续增强;区域间差异贡献度显著大于区域内差异贡献度,且后者在考察期持续减弱.从机理来看,地区之间的救助标准水平、政府主导效能、城乡统筹水平及基层组织指数差异对社会救助均等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制度环境和财力协调程度的指数差异在近年来的影响逐步显著;东部和中部对社会救助均等化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政府主导指数差异,西部则是救助标准水平.
以中国26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PPP模式对财政压力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实施PPP模式显著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PPP模式主要通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提高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两个路径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PPP模式缓解财政压力的效果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效果最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建议通过完善PPP法规体系,合理配置PPP资源,分层设立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控PPP模式财政风险等措施,提高PPP模式的经济和财政治理效能.
以组织行为领域中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研究文献为基础,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概念拓展至营销渠道组织间关系情境,并将其定义为渠道边界人员实施的旨在提升组织功能有效性但有损渠道伙伴利益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基于Hunt et al.(1986)提出的个体伦理决策模型,建立了一个关于销售人员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概念模型,探讨了销售人员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义务论和目的论评价因素)和作用结果(制造商渠道经济绩效和关系绩效),并提出了若干研究命题.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碳脱钩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碳脱钩空间关联数量逐年增多,从2005年的254个增加到2019年413个,说明碳脱钩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愈加复杂.同时,脱钩网络中存在减碳作用不尽相同的四大板块,即"碳脱钩净受益"板块、"碳脱钩净溢出"板块、"碳脱钩双向溢出"板块以及"碳脱钩经纪人"板块.进一步研究表明,地理距离、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差异对于碳脱钩状态的空间关联性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研究结论为加强地区间经济增长碳脱钩状态的联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转型提供了定量的决策参考.
以2008-2019年间完成并购重组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承诺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表明业绩承诺有助于缓解债权人风险担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业绩承诺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未来成长性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治理水平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以及所处行业竞争较激烈时,业绩承诺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业绩承诺金额越大、实现情况越好,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债权人更倾向于为签订业绩承诺的企业提供短期贷款;签订业绩承诺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显著下降.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需求端的挑战亦不容忽视.作为重要的农业主体和出口部门,涉农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决策对消解外需冲击、促进农业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识别了外需冲击下涉农企业出口与内销间的替代关系,同时检验了"出口转内销"是否存在产品和企业异质性,并考察了"出口转内销"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在外需冲击下存在"出口转内销"行为,1％的出口下降平均会引起0.366％的内销上升;"出口转内销"在不同产品与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原料产品和内向产品(如简单产品、面向东部膳食区产品)更容易转内销,而外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转型效率高于国有和大规模企业;外需冲击会造成涉农企业经济绩效下滑,但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需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讨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且该结论在通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发挥规模效应两条渠道,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农村户籍、中西部地区以及高收入水平群体中,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更显著.区分消费类型后的研究证实,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包容性.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时代背景,剖析现代流通体系的本质内涵、特征属性与建设目标,通过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得出2003-2019年中国省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水平得分,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水平的地区差异、差异来源与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展开深入探索.研究发现:现代流通体系具有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偏好引领、增值服务嵌入、模式创新迭代、物流精准配套、低碳环保运行等特性,是市场经济步入成熟阶段后流通体系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应运而生的创新演进形态.当前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整体水平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分异态势依旧显著,其中地区间差异贡献最大,各省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水平分布动态演进特征总体呈现由集中向分散的嬗变格局,不同经济区域的分布动态演进特征各有不同.因此,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各项改革举措需要基于多维视角总体统筹、一体推进,并须综合考虑各地实际,因地施策、因时施策,不能搞"一刀切".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现状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在公司治理这一领域,中国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长期落后于实践.中国的现代法人治理体系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面学习、借鉴西方.当时,这种全面借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越来越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企业的独特特征.
基于中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综合改革能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时间滞后和动态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其政策效应在大城市、东部城市、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并且,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政策效果还受到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外包支撑、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引致的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劳动技能溢价攀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是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