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从党的政治建设视域来看,"两个确立"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对于坚守党的政治方向、走好党的政治道路、彰显党的政治本色具有深远的价值意蕴.新的征程上,要将"两个确立"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必须在党的政治建设视阈下进行系统性安排和整体性推进,通过坚定政治信仰、坚持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四个向度,构建捍卫"两个确立"的规范路径.
精细化治理把治理任务纳入理性认知通道,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将混沌、离散的治理要素加以统摄,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与高度规范化、标准化治理场景相比,基层社会模糊性与碎片化,使得治理场景更加复杂多元,异质性更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细化治理的运用.但部分基层治理行动者不顾治理场景的差异性,肆意扩张精细化治理边界,混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别,盲目延展治理链条,出现了分解与合成谬误,降低了治理效率.文章从社会治理逻辑演变入手,反思了精细化治理在基层过度扩张后产生的困境,并从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结果、治理贡献度等分析了影响精细化治理的因素,并据此构建了精细化治理权变模型,划定精细化治理作用边界,区分了精细化治理的"核心、中间以及边缘"场景,增强精细化治理与治理场景匹配度.
中美博弈在朝核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关键位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该问题的未来走势.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存在目标的迥异、方式的不对称、动力的不同以及效果的差异.于美国而言,在朝核问题同中国进行博弈,既是试图继续维护由其与盟友共同构筑的东北亚区域安全体系,也是为了继续掌控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核安全治理的话语权.对中国而言,同美国博弈朝核问题,一方面是为自身国内社会发展营造安全健康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另一方面是为成长为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塑造稳定有序的周边政治环境.从当前看,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呈现一种"双重领导"体制,但由于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国际合法性问题等而逐渐陷入困境.对此,中国提出"双轨并行"和"双暂停"的"两双"思路,为朝核问题走出困境提供了新方案.展望未来,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还会持续存在,而"两双"思路能否取得共有的预期成效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对此问题的认知.
国家安全风险成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焦点议题.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维度看,深度伪造技术存在着政治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国民安全风险等风险样态.从人—机器—环境维度探讨,国家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具体包括深度伪造技术使用的平民化、技术参与主体责任缺位、互联网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既有伦理法律的约束困难.立足于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通过凝聚深度伪造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探索负责任的政府规制体系、发挥跨国公司对技术治理的原发性优势、引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深度伪造技术的全球治理.
政策文件嵌套是下级政府套用上级文件来论证政策文件制定的合法性、执行内容的合规性的一种行为,是科层制运作的功能载体和政策执行的工具手段.根据数量—内容的框架,政策文件嵌套可以被划分为循例型、行政型、借力型、重组型四种类型.政策文件嵌套每一种类型的形成都与约束性与自主性的强弱程度相匹配,约束性与自主性的不同组合构成政策文件嵌套的深层机制.由于约束性与自主性都有扩张的本性,两者的失调会带来政策文件嵌套的形式主义遮蔽风险.政策文件嵌套的风险实质上反映了纵向府际间权责关系的失调,因此规避风险需要以协调权责关系为主要方向.
周朝的国家衰败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衰败之一,是丰富国家衰败理论、探究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的重要资源.周朝是封建制国家,属于弱国家中心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分封制和宗法制在提供道德宗法血缘统治秩序的同时,亦暗含着导致统治基础不断流失的致命缺陷.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封闭导致了国家精英的衰败和僵化,弱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结构又使得国家自主性不足,两者共同导致国家精英在应对危机时的失败.文治传统和松散的国家结构,增加了国家遭遇外部族群进攻的风险,使周朝最终没有逃过外部族群的毁灭性进攻.国家形态缺陷、精英应对失败、外部族群进攻从发生原因上相互关联,在作用机制上叠加耦合,最终导致了周朝衰亡.国家形态和统治精英的基本情况及其互动关系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根本性影响,一个国家想要避免衰败,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维持制度的先进性并保持统治集团的高素质和内部团结,对危机保持敏感,同时防止中央统治资源被地方侵占.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当前形势下,反观研究文献积累状况,进行系统性的综述,对于进一步梳理与厘清研究脉络、展望未来研究趋向有着积极意义.本文秉承"一带一路"综述性研究的传统,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多维尺度分析、文本挖掘等多重分析技术,运用Citespace、SATI、Python、Gephi、SPSS各类研究工具,对2014-2022年期间的相关文献,从发文趋势、议题演变、分析技术、主题类型、关切议题一致性(学界—社会)5 个方面进行了综述性研究.通过与过往同类综述性研究的比较分析和同步验证,更新了过往综述性研究的发现,并增加了新的研究维度,如分析技术与模型、学界研究与社会关切间的一致性等,弥补了过往综述性研究的缺失.最后进行凝练总结,对"一带一路"未来的研究趋向进行了展望与预判.
国际局势"东升西降"历史趋势日趋凸显,但"西强我弱"的网络格局仍没有完全改变.美国凭借其在网络技术、网络信息、网络管理等方面的超强实力,依托其在话语语言、媒介载体、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对我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对此,我们要着眼战略竞争时代历史发展大势,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从创新理念、完善领导、引导舆论、夯实技术等方面积极作为,确保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进行部署,并在五个统筹中进一步突出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按照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和"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塑造国家安全态势强调全主体应对、全领域治理、全过程协同,其运转模型可以建构为"规划制定—机制融合—动态管理—完善规划"的闭环结构及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体系机制深度融合的"嵌入"结构,具有前置化统筹、规范化嵌入、动态化监测、基础化调节四个特性.尽管这一模型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但应用层面却因现有体制局限极易陷入实践困境,须立足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优化考评体系、完善多元共治、加强人才培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解其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客观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综合性能力三层结构性要素,分别指向政权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在三层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交互运动中,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持久性稳固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保障,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夯实基础.作为能力的直接承担者,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当以"能力体系"的整体视域观照"重点能力"的精准提升;作为能力的间接承担者,基层政府应当主动拓展"能力锻造"的多维场域和健全"体现能力"的相关保障.
基于"投入—供给—受益"三大要素和财力均等化与服务均等化两个层面构建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测度评估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基本养老保障水平进行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测度,并基于此探究中国省际养老保障水平失衡程度.研究发现,养老保障财力均衡化是养老保障服务均衡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本养老保障的省际均衡化程度是多元因素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应在丰富养老保障内容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殊对象,创新养老保障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努力弥合地带内差异和及时建立科学的养老保障绩效评估标准来推动基本养老服务的省际均衡化.
公民道德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支撑.本文系统梳理和归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的发展历程、热点议题和主要特点.总体而言,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经历了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下的初步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下的探索研究、德法共治方略下的拓展研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深化研究四个阶段,主要聚焦的议题包括公民道德内涵的辨析、公民道德建设现状的争论和公民道德建设治理路径的探讨.可以发现,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立足于公民道德内涵的拓展而演化,且紧跟国家重大战略、贴合时代发展风向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公民道德建设理论研究,包括坚持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聚焦青少年等重点对象和数字技术特征,加快开展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等.
第三次分配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面临主体认知与参与范围有限、实践与制度安排协调不足、主体偏好与差异难以协同等困境,而算法给予了第三次分配新的实践选择和实现机遇.本文构建了算法赋能第三次分配的三层逻辑框架,阐释了算法技术与第三次分配在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和主体逻辑上的契合性,二者结合有助于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并规制算法,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借助 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2012-2022 年间国内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热度逐年上升,相关研究紧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复现时代治理命题,本土理论日趋丰富.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涵逻辑、实现机制与困境突破等方面展开,但在研究理论上缺少创新性建构,与实践的结合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该领域研究将沿着党建与社区情感治理、党建与智慧社区治理、党建与多社联动发展等方面展开,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总结普适性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本土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新时代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自然也就成为英美为首的西方国际社会抨击的对象.本文以欧文·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为依据,通过LexisNexis数据库,筛选了2016-2021年间英美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的报道样本,对比分析了英美两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话语在国际舆情中的发展特点、传播效果、变化趋势进行客观评估,并剖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这对我国制造良好的对外舆论氛围、打造优秀的大国名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科技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重点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来自国际、国内和科技自身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新兴技术广泛应用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的风险三大类,这三大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必然性、政治性、复杂性、难控性、两面性的显著特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主要有外生性、内生性和自生性成因.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必须针对风险生成原因,采取有力举措:一是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产生科技风险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加强科技安全治理,提高科技风险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新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
一直以来,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其对外发展和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要地."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扩张.为了对抗"一带一路",日本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法治为由,调整其在东南亚的战略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战略扩张趋势.日本的战略扩张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挤压中国的市场空间;军事方面,塑造军事合作新局面,激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对立;多边合作机制方面,主导规则构建,构筑制度优势.中国在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计划的同时,必须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保持足够的警惕.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复合体,其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上穆斯林和英国对印度次大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形成的历史积怨,加之印巴分治和印巴冲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十分尖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视穆斯林和英国人为"外来入侵者",反穆斯林的复仇情绪高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富地缘政治想象力,试图恢复穆斯林入侵前"纯洁"的印度教国家"婆罗多-印度",继而试图继承英属印度鼎盛时期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大印度教帝国"统一婆罗多".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甚至出现了将整个环印度洋地区都纳入印度版图,从而建立"联合婆罗多"的地缘政治想象.表面看似荒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绝非单纯的妄想,而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和民族情绪的反弹、印度国力不断增强背景下印度大国霸权扩张野心的体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对地缘政治和中印关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保持警惕.
较之于宏观层次的区域合作,作为区域合作微观形式的跨境微区域合作具有空间范围小、投入资金少、地方性行为体的作用更为突出、对国家间关系的整体影响小等特性,这使得在跨境微区域合作中跨境社会资本往往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跨境社会资本对跨境微区域合作的影响主要通过其所具有的密度、关键节点中心势两条路径予以实现:一方面,随着跨境社会资本密度的不断增大,各跨境行为体间的交易成本随之越低,跨境微区域合作成功的概率增大;另一方面,随着跨境社会资本关键节点中心势的不断集中,集体行动困境更容易被克服,跨境微区域合作成功的概率也会增大.本文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上述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证明了跨境社会资本对于跨境微区域合作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