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可再生能源生产对工业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和人力资本等变量的作用.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可再生能源与工业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各省份目前均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可再生能源对工业经济仍处于抑制阶段,且可再生能源与工业经济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进一步通过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提高人均收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缓解可再生能源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在梳理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助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启示.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引进、吸收和创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提高了服务业比重,缓解了传统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还推动了相关部门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无论是加快新型工业化,还是农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都在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杨芳博士经过长期思考和不懈探索,完成著作《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这对于丰富和深化已有研究,以及在转型背景下挖掘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议题.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业部门碳足迹的准确测量不仅可以定量评价工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还可以为产业低碳化提供基础支撑.首先,聚焦于碳足迹的研究进展,梳理国内外文献对于碳足迹的不同定义,以便更清晰地理解该概念及其主要差异.其次,采用CiteSpace分析,从关键词频次、聚类图、时间线图、突现词等若干角度对工业部门关于碳足迹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最后,对碳足迹在工业部门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并用SWOT分析工业部门碳足迹的测算方法,进一步深入讨论工业领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系统边界以及评价标准.目前工业部门碳足迹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碳足迹定义需进一步统一并完善;碳足迹研究数据面临获取性与准确性的挑战;工业部门系统边界需要统一标准;工业部门碳足迹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确定;工业部门碳足迹研究对于实践的引导仍有所欠缺.未来需完善并统一工业部门碳足迹评价以及系统边界的确定,探索工业部门碳足迹数据准确采集,有机结合碳足迹核算与碳交易、碳市场,发挥碳足迹评估在工业部门科学有序降碳作用.
当前我国"卡脖子"技术困境愈发突出,强化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但我国基础研究还存在投入不足、结构失衡、高校和科研院所与现实脱节、企业在基础研究中角色缺失的问题,在基础研究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孤岛化"的基础研究难以和产业链形成有效衔接、产业链的中低端困境难以有效带动基础研究发展、承载高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的创新平台较为缺失、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中缺乏成熟的市场化机制的困境,致使基础研究不能有效服务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而创新追赶理论指出基础研究是实现技术赶超的决定性因素、基础研究可以促进高端产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实现对关键产业的技术控制.为此,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布局、发挥国内大循环破除产业低端困境、提升企业对基础研究的参与、构建新型产学研科技合作机制,打造高校等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生态,进而使基础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并有效带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
能源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碳中和目标下能源转型的前提约束,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外部不稳定因素增多,非传统性风险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国内碳中和的推进也给能源安全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丰富了能源安全的内涵.本文认为,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安全观以供应安全为核心、配置安全为前提、价格安全为重点、战略安全为关键、生态安全为目标,是对国际形势和能源国情的重新审视和全面解读.立足国际国内新形势,本文提出以下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建议:(1)构建新型能源系统,加强能源跨区域配置能力;(2)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系统智能化水平;(3)完善市场化交易机制,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4)调整国际合作布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5)建立健全相关监测机制,防范化解风险.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走高背景下,以 2007-2021 年 A 股非金融类出口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关系,这对于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成长期及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出口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出口企业的经营收益,加剧出口企业金融错配和技术人员流失,进而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拓展性分析显示,出口企业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能力可以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其创新持续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在逆全球化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这些发现将为我国出口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政府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探究影响资本市场层次划分的因素及其动力学机制,有利于更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层次划分在新古典完美假定下,层次数量不同的资本市场之间无差别;在"新制度"环境下,增加分层会带来制定新层次相关制度的成本——成立相关监管部门的组织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运行相关制度的运营成本,但这种分层也能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流动性提供、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而最优的层次数量取决于影响层次划分的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类型结构变化、股权资金和债权资金的相对价格变化、对资本市场作用认识的加深、技术变迁以及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均能推动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或变化;对资本市场认识的转变、资本市场相关知识的积累、人力资本的丰富以及技术进步导致的制度安排集合的扩充,也能推动边际成本曲线的移动或变化.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金融安全风险日益复杂多变,需要深入分析金融安全风险演化及发展趋势,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好国家金融安全.从金融安全风险的对象、形成、测度和应对四个维度解析了金融安全风险的演化机理和理论内涵,认为金融安全是一国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抵御和应对国外金融冲击,保障本国金融体系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维护本国金融制度和捍卫金融主权利益免受侵害的一种金融态势和国家能力.通过实证检验和图谱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安全风险形成已从内生不稳定性诱发转变至多重因素驱动,风险的形成愈发受到金融科技及地缘政治的影响;金融竞争力风险的重要性始终居于首位,金融质量风险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金融安全风险测度更加注重涵括全球性指标且强调融合集成;金融安全风险的应对已由干涉主义向宏观审慎政策演进,当前各国正在探索新的金融安全边界以应对金融武器化趋势.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金融体系建设,形成有效应对金融安全风险的策略工具集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文章以广东省21市为样本,收集了样本市2004-202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对广东全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分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广东全省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分工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冲击,而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分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冲击.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产业转移政策提供参考.
利用2018年CFPS调查数据,从微观上探索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决策以及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幸福感对消费者是否购买保险、参与深度、参与密度均具有稳定、显著的倒"U"型作用机制,说明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工具容易被消费者接受,但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工具却不具备较高的竞争力.(2)路径机制检验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社会互动的交互项对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和商业保险参与深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参与密度则表现为不显著的正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的交互项对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商业保险参与深度和参与密度.(3)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主观幸福感对商业保险购买意愿、参与深度和参与密度三个指标的影响上,城镇居民大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居民大幅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中低收入居民大幅度高于高收入居民;高教育程度群体大幅度高于低教育程度居民.实证检验结果为保险机构制定精准、合理的市场开发策略提供了依据.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基于2002-201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测算了黄河流域省区在国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与演化趋势.研究发现:(1)从循环结构视角看,黄河流域省区平均省内循环比例为75.64％、省际循环比例为12.05％、国际循环比例为12.32％.(2)从网络视角看,黄河流域中间品贸易网络较为稀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区域特征来看,黄河流域中间品流出市场较为集中,河南、山东、陕西、内蒙古为黄河流域中间品的供给中心,而中间品的流入市场相对分散.黄河流域整体呈现出"供给相对旺盛,需求相对不足"的特征.QAP回归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邻近性是影响黄河流域中间品贸易网络结构的重要因素.(3)从投入产出关系看,宁夏、陕西、甘肃利用国内价值链满足内需的程度较高;内蒙、河南、山西及青海所在的第二梯队,借助国内价值链满足内需的程度相对较高,反映出黄河流域内陆省区更多通过资源能源优势参与到国内价值链;山东、四川中间品省内自循环占90％以上,在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参与程度较低.本研究有助于厘清黄河流域各省区在国内生产分工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更好地促进黄河流域的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打破产权和区域界限的股东关系网络能够在股权层面形成统一的市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股东关系网络越好,其产能利用率越高;股东关系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改善投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和企业风险承担较低时,股东关系网络对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文章通过筛选地级市数据和测算新型城镇化效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2)中间机制检验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使地方在集约土地利用,降低环境污染等方面促进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升.(3)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也为新常态下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启示.
稳定合理的股利政策可以使体育上市企业拥有吸引力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有助于企业获取充足的资金来源,使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从而实现企业的价值,促进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分析莱茵体育股利分配政策的特点,了解了莱茵体育股利分配政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以此为基础提出有利于体育上市企业股利分配政策优化的建议.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而治理的主体性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性问题.农民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性主体,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具体表现:农民参与意愿、参与平台以及参与能力的深刻变革,实现主体性能力的全面提升;农民参与已经逐渐从过去的被动式参与走向能动式参与,逐渐修正了既往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主体性缺失的基础性困境;农民能动式参与又保障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质量,将治理体系与机制不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是负相关关系,而环境规制可以削弱企业金融化对绩效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促使企业出于"储蓄"动机选择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从而改变了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和企业金融化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作用更强,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削弱其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理解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逻辑,为相关监管部门政策制定提供经验支持.
美元霸权的本质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通过梳理演进历程、探索运行原理以及估算霸权收益后发现:美元霸权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不可复制的历史条件,其收益不过是美元霸权实质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自然结果.由于美元霸权已内生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对美元霸权存在难以割舍的路径依赖,因而它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可能是多种储备货币竞争并存的"战国时代".在当今国际经济、政治剧烈波动并重塑的过程中,中国的明智选择不是摧毁美元霸权,而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并扩展自己的权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内统一大市场进程的加速,企业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管理会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工具,对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统一大市场基础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兵装集团企业管理会计为例,对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企业管理会计现状及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探索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企业管理会计的创新应用,即注重成本控制、强化绩效管理、优化预算管理、实施战略管理、加强风险管理.本文旨在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参考,促进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敦煌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市场表现与消费者偏好密不可分.通过对网络文创商店和敦煌实体文创商店调研,结合Python数据分析和情感分析,发现消费者情感因素能表现出用户对文创产品的偏好与期望,敦煌文创产品在传递文化价值、唤起游客对目的地文化的记忆方面作用明显;但敦煌文创产品同质化、质量参差不齐、创新不足、开发过度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加强对敦煌文化艺术元素的研究与创新,关注消费者情感,提高设计师智慧与才情,有助于提高产品设计质量和扩大产品交易,也有利于促进敦煌文化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