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卵子作为一项辅助生殖技术,正成为国内外适龄婚育女性解决生育问题的选择之一,但对于女性跨境冻卵的实践、冻卵的动机及影响还缺乏研究.根据在线社区56位女性书写的"冻卵笔记"和15位适龄婚育青年的深度访谈发现:大多数用户将冻卵描述为一种都市中产的"身体消费",象征着女性能重建主体意识并获得更大的生育自主权;女性选择冻卵的动机多元,冻卵能满足她们进行管理时间、平衡家庭与事业的意愿,缓解大龄单身、家长催婚等特定的个人危机,具有解决社会非常态现象的"异托邦"功能;冻卵决策依旧受到传统家庭观念和异性配偶的影响,指向女性身体所需要承担的生育责任.冻卵并不能真正应对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应重视当下社会中传统时间与现代社会时间并存且相互抗争的事实,关注女性在事业、婚恋与家庭中的现实问题.
通过对近5年大学生犯罪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大学生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犯罪案件类型广泛、多元,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几种罪名;大学生犯罪被判处刑罚多为6个月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也不乏重刑.大学生涉嫌犯罪的原因主要有:大学生家长犯罪,而大学生未能制止并参与;对违法犯罪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被他人利用;和他人发生争执不能妥善解决;没有正确的金钱观,为获得金钱进行诈骗;没有正确的爱情观,不能理性处理感情问题.因此,应通过采取构建和谐守法家庭、对大学生加强道德和法纪教育、增强国家对网络的管理、提高大学生就业等多种措施来减少大学生犯罪.
在美国,电影被认为具有致害力,而青少年最容易受害.为了防范电影致害青少年,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先后实行电影检查与评级制度.电影检查制度因受到合宪性挑战而被废除,电影评级制度则实现了电影表达自由、青少年成长、监护人监护权、电影业发展之间的价值平衡,获得了监护人的认可,并推广到电视评级、游戏评级等制度设计中.
"空巢青年"的兴起与城市化息息相关."空巢青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家庭核心化后家庭资源聚集的可行性产物,是青年个性发展和主体选择的结果.在城市化进程中助推"空巢青年"的健康成长与发展,需要我们打破标签,树立对"空巢青年"的理性认知和正确态度,正视"空巢青年"面临的困难及潜在的风险,构建城市共同体,推动"空巢青年"向"筑巢青年"转变.
受长期的农业社会影响,中国传统儿童家庭教育在理念、内容和方法上具有鲜明的"私性"特征,造成儿童独立性差、责任意识淡薄、合作精神缺乏.中国社会转型对民众的公民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当代儿童家庭教育必须加强"公共"精神建设.当前,我国儿童家庭教育"公共"精神建设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一些家长缺乏社会公共责任意识,随意推卸家庭教育责任;一些家长个人功利性过强,对家庭教育的公共性内容依然重视不够;一些家长教育方法的个人随意性依然存在,家庭教育悲剧时有发生.要提升儿童家庭教育"公共"精神建设,推进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宣传,完善家庭教育法规体系与社会监控机制,健全与优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儿童参与既是儿童的一项权利,也是儿童感知生活、磨练技能、锻炼意志的有效途径.受学业压力的影响,城市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被缩小挤占,此时家庭教育中父母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中情感理解维度可以正向预测儿童参与行为和权利意识;儿童参与的权利意识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而教养方式中情感理解维度对儿童参与的权利意识起到激发作用,干涉控制维度则起抑制作用;父母对参与的积极态度同样发挥中介作用,父母支持和乐于社会参与,儿童亦然.因此,父母应重视儿童参与,在日常生活中赋权儿童.
中国青年政策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标,兼顾青年的福利获得和青年作为能动主体的作用发挥,更注重"青年优先"理念的传达和青年群体的动员引导,各个层级政策制定主体具有较大创新空间.政策的传导并非简单执行,而应被界定为"政策扩散".作为青年政策主要推动者的共青团,同样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对青年工作的更高要求.青年政策扩散是以党政意志的制度"保障层"、资源汇聚的"吸纳层"和强大动员"驱动层"有机结合并相互转化,这三者共同作用于政策效能的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给置身异国他乡的海外学子带来重大影响.他们不仅因国内疫情为家人担忧,还要面对海外疫情带给自己的生存危机.海外中国留学生被公共媒体塑造的形象多呈现负面化倾向,个别留学生的不当言论甚至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通过海外中国留学生所拍摄的疫情相关Vlog及对其的深度访谈,结合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从"前前区""中区""深后区"三个层面归纳分析,还原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生活独立但风险意识不强、爱国思乡具有社会责任感等媒介形象.
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教育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功能.受某些政治因素影响,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发展关系可能失调或出现局部的负向功能.由于美国由两党轮番执政,两党在政治理念上具有左右摇摆的特点,造成政府的教育政策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从而导致教育的负向功能相当明显,使教育在特定政治环境下未能促进青少年的个体化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最终对青少年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引起政治极化、阶层对立以及种族冲突等系列社会问题.
作为贯穿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始终的配套机制,风险需求评估量表于全球诸多法域予以适用,其根基于深厚的犯罪学理论,并历经循证研究与司法实践的反复验证,业已凸显了其对未成年人犯罪及再犯之可能性预测的行之有效性.反观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陷入了调查内容非规范化的实务性发展瓶颈,亟待引入高效度的未成年人风险需求评估量表予以构建科学化的配套机制,但近年学术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尚未填补其适用性的研究空白.鉴于此,针对业已发展成熟与运行完备的域外未成年人多样化差异性评估量表予以多维度剖析甚为必要,以期为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进退维艰的司法实务发展提供具有借鉴性意义的攻克路径性工具.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受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在"城市"和"乡村"二元格局的宏观层面进行考察,鲜有从"县域社会"这一层面进行探讨.深度访谈发现,在家庭教育方面,县城儿童和村庄儿童具有异质性的家庭文化资本,具体体现在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态度和动机、父母的教育期望、父母自身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时间和金钱)、父母与子女的代际互动以及父母与学校教育的互动等方面;在"影子教育"方面,县城儿童是"圈养"和"规训"的童年,而村庄儿童是"散养"和"游戏"的童年,体现的是区隔的课余生活世界.县城儿童和村庄儿童不平等的"双重"文化再生产机制阻碍了县域社会内良性、有序的阶层流动,使得县域内的社会阶层趋于固化.
学生社团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对53位来自江苏5所高校的本科生进行实证调查发现,高校社团建设中存在目标定位不清晰,利益化色彩浓重;学生"主体"地位缺失,忽视个体体验;教师"促进者"角色缺位,缺乏外力支持等困境.高校应通过明确"全面发展"目标,建立规范的社团管理机制;关注学生个体需求,分层分类设计社团个性化教育内容;构建新型社团管理体系,发挥指导教师"促进者"作用;营造良好氛围,激发社团成员"潜能"等策略应对社团建设的问题.
与"80后"的婚恋理想主义不同,当前农村青年出现了婚恋现实主义.他们谈情说爱却未必谈婚论嫁,注重物质条件更甚于双方感情,追求自我体验而不困于家庭生活.作为一种现代家庭组建方式,婚恋现实主义的逻辑在于将恋爱与婚姻相对分离,把物质作为婚恋的前提与保证.其中,感情是婚姻的前提,婚姻是恋爱的结果,物质条件是关联"恋"与"婚"的桥梁.这种现实主义使得农村青年的婚恋过程被分解成恋爱、婚恋和婚后三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在情感与利益的平衡下出现了"玩""适合""不凑合"三种并不连续的阶段性原则,导致了爱情娱乐化、本地婚恋市场持续升温以及家庭不稳定性增强的后果.物质至上的农村青年婚恋及家庭观值得被持续和反思.
当前的网络世界是链接交织的意义世界.随着智能手机、电脑、互联网等工具媒介不断便利,广大青年参与到网络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中,一个为了达到自身目的,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互联网媒介,制作、转载和评价链接的"链接青年"群体日渐形成.对此,有必要厘清"链接青年"的意涵和主要行为类型,反思如何避免"链接青年"受到不良链接内容的利诱和控制,形塑具有正能量的链接行为,强化新时代网络的社会治理.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引领了"情感先行,真相次之"的媒介生态变革.在微信全面普及的今天,各类信息通过公众号、朋友圈和微信群实时推送,而铺天盖地的信息分享、意见表达与言论互动前所未有地重构着人们对媒体传播和社交互动的认知.大学生作为微信使用的主力军,是"后真相"时代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首当其冲的接收者.面对真假难辨的信息来源、良莠不齐的信息内容和精心包装的多面真相,大学生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微信素养,客观认识"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政府、社会、学校与家庭应当搭建联动合作机制,为大学生的微信使用提供有力保障,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主流意识认同和社会文化价值观.
苏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婚姻仪式中盛行"叫礼",而非彩礼.叫礼仪式下,代际财产转移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从夫居住形式逐步消亡,妇女与男性在家庭权利和责任义务上是一种对等关系,妇女有命姓权和人情规则制定权.新的婚姻仪式的形成深嵌在当地村庄社会经济基础中,并家婚姻模式、较强的代际能力和妇女财产权的发展是叫礼形成的根本原因.叫礼预示着父权、男权的极大削弱,苏南地区形成的这种性别互惠关系值得关注和研究.
电子竞技正在逐渐成为当下年轻人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部分.2021年,中国将成为拥有核心电竞爱好者最多的国家,而原生的电竞圈粉丝也面临着诸如"饭圈"等新圈层粉丝的冲击.在互动仪式链的理论框架下,对英雄联盟粉丝的研究发现,电竞用户通过线下和线上多种情境聚集,成为共同在场者和参与者,以游戏知识的掌握作为"竞圈"与其他圈层的界限,以职业选手作为最核心的关注焦点,虽然频繁与"饭圈"粉丝爆发激烈的冲突,但两者逐渐处于交融之中.在一系列互动仪式的行进过程中,电竞用户彼此间产生了共享的情感体验,最终形成了诸如群体符号和道德感等重要的仪式效果,强化了身份认同,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大学生群体作为“相对无权者”,尤其适合作为“赋权”理论的分析对象,来探究他们在互联网时代中为什么无权、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赋权、又将产生何种影响.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口罩头像”这一亚文化事件的研究,认为媒介化社会大背景下拟态环境与代际冲突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弱权,而他们通过口罩头像的制作与传播进行符号斗争得以自我赋权.反思这种网络行为可以看出,这更多是一场网络狂欢.从“口罩头像”中解析出的自我赋权意义,为我们充分认识大学生群体网络亚文化、突发公共事件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具有重要启示.
“吸猫”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养宠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养宠行为发生在城市,主体是青年.通过对城市青年“吸猫”行为的研究发现,城市青年“吸猫”群体具有年轻化、高学历、以女性为主、集中于一线与二线城市等特征,其具体行为表现为现实“吸猫”和虚拟“吸猫”两种形式.城市“吸猫”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流动和个体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媒体对“吸猫”行为的建构促进了“吸猫”行为的符号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吸猫”行为的潮流化;另外,“吸猫”行为背后蕴藏着城市“空巢青年”群体试图通过“吸猫”行为来缓解在社会关系网络脱嵌过程中出现的孤独感.
孤独是个体在与他人或社会时空阻隔下的负面情绪体验.青年群体性孤独是孤独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样态,反映的是人们在一起的"独处".它有深刻的技术渊源,当代青年的技术化生存是其产生的前提条件,但单纯依靠技术的工具理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情感需求问题.破解青年群体性孤独的有效路径不能建立在屏蔽网络社交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只能正视技术的客观存在,合理规制其负面效应,基于见面交流的真诚对话重构人际关系以及基于技术理性的主体建构重视人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