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因未能触及实质性审判工作而陷入形式化困境.这实际上从任意进行个案监督的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未能正视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运行的规范原理及其自主性.与西方分权体制下司法自主、程序本位和不设置专门监督机制不同,在我国政法体制下,法院尝试在程序主义和政策实施两种模式之间寻求平衡.考虑到审判权以牺牲程序来达到实质正义会引发不均衡这一后果,作为代表机关的人大从外部进行的监督就成为实现体制均衡的制度安排.人大若要实质性发挥这一功能,就要从个案展开监督.但基于人大的宪法属性、职能适配及其在监督体系中的定位,人大应侧重于从个案汇集的类案中找到普遍和共性问题,进行类案监督.落实这一监督指向,要对法院就某类案件或工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落实政策情况、办案机制、特定范围的案件进行监督;应根据"获得线索—调查了解—处理问题—实施制裁"的监督权能结构实现监督方式的整合和创新,提高监督质效.
囿于碳排放现实压力与国际"碳政治"压力,中国过去实施的一系列气候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绿色金融能在传统气候政策基础上,利用融合政策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理论层面上,绿色金融在减碳实践中比主流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气候政策更具优势,基于2009至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合成控制法思想与惩罚回归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检验其减碳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有效助推广州市实现了碳减排,且减碳效应稳定扩大,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在时间安慰剂、替换Lasso方法、替换信息准则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绿色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的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渠道来看,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来降低碳排放,亦能够促进实质性与策略性技术创新以实现碳减排,体现出了绿色金融政策的融合特性.据此,应探索气候政策融合路径,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气候政策的独特作用;应总结绿色金融试点经验,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应深化绿色金融实施力度,利用其减碳机制平衡多层次减碳目标.
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数据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石性立法,推动了全球各国在数据隐私领域的立法趋同化现象,显著影响了国际数据规则的制定.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展现的欧盟立法域外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美国学者Bradford提出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即从"市场驱动"角度说明欧盟单边立法的域外影响力.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法律现象的真实成因,有必要从社会资本理论等综合视角下对该问题进行法社会学分析,以求全面地理解立法域外影响力是如何形成、传播进而推动国际的立法趋同化,从而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整体性地反思我国新时代的国家立法政策.
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以此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据关键地位,也是分析数字货币的有力理论工具.马克思将价值的本质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社会关系,并最终表现为货币.据此,以价值形式化运动为逻辑线索,货币实现抽象权力对人的统治,其表现形式呈现符号化趋势.数字货币作为货币职能裂变和分化的最新产物,其本质是价值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极限表达,以"无形之形"实现货币权力的全面统摄作用.数字货币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而是反映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掩盖了数字时代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搭建了数字空间与现实世界统治秩序连接的桥梁,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充斥着象征意义的单一、空洞、虚无的符号世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数字货币进行考察,有助于在理论层面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诠释力,避免在建设数字中国的实践中陷入资本逻辑.
基于企业微观视角,探析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国家自创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选取2006-2021年沪深A股4404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能够评估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非试点企业相比,试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多增加约3.79％;第二,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作用渠道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难度,这是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不同区位、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显著促进了东部、非国有、大规模、成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四,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有效缩小了试点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助于落后企业成功追赶领先企业,总体上实现均衡发展.鉴于此,应加强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顶层设计,围绕自创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因企制宜"的分类指导;加强落实国家自创区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积极打造适宜资本、人才等要素聚集的自创区环境;推进国家自创区的东西合作和南北互动,打造国家自创区高质量合作平台.
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探讨民主的本质与具体形式的变化,是卢卡奇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探讨中所坚持的方法论.卢卡奇把历史上的民主划分为古希腊城邦民主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两种形式,揭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以私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实质上是有产者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控制和支配人民群众的工具.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通过分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非典型"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的,强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就必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双重任务.他批评斯大林把策略置于战略之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历史观,结果导致了他只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卢卡奇由此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把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展开了系统的探索.卢卡奇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反对那种从抽象的价值理念出发探讨民主的错误做法,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同,要求把党对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外在输灌、党内民主建设和发挥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县域经济带有明显的行政、地理和分散性色彩,其资源禀赋、发展模式不一,对其发展需要抓住一条主导红线,将事关全局性的问题串连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这是包括县域经济在内贯穿发展始终的一条主导红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关注五个方面的全局性问题:一要大力推进种植业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要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三要扶持壮大民营经济,走富民强国之路;四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县域经济;五要发展绿色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至嘉靖朝末,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分流思想被新的合流思想所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开启先声.
近年来,股权激励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公司高管认为行权后的税收负担偏重、纳税期限较为紧迫等问题.理论分析表明,现行股权激励办法与财税管理细则存在不一致,这种高管自身现金流入与纳税现金流出时点的不匹配可能会影响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基于股权激励实践现状,以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税收待遇对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动机和股票减持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受到股权激励强度和个人所得税税负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给定相同的股权激励强度,公司高管的预期税负越高,其使用盈余管理规避个人所得税税负的金额可能就越多,公司高管在解锁日面临的应纳税额越高,其在解锁日后6个月内减持股票的金额可能就越多;给定相同的应纳税额,税收征管强度越高,高管减持股票的金额可能就越多.建议在股权激励办法及配套措施中规定,对经税务局核实确有纳税困难的公司高管适当延长纳税期限,或者将目前高管出售股票时只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办法改为根据持有股票的时间长短征收不同的税(即短期征收个人所得税,长期征收资本利得税),以此来遏制公司高管提前套现离场的倾向.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文化传承发展的题中之义.其构建逻辑是立足中国情境,发掘需研究的问题,构建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构建的学理链是"核心概念—核心理论—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体现了各界对文化产业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变化.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构建所面对的客观事实(现象)涉及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文化制度理论、文化产业组织理论、文化企业管理理论构成其核心理论.推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互补充,引入并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分析法、实验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建模分析法,可以规范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方法体系.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让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成为既能"讲出来",又能"走出去"的理论.
中华文化曾长期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但18世纪以来,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构建起强大的文化霸权,统驭世界数百年之久.当前,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数字崛起",成为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世界技术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显著"位移".在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深刻的"技术—文化"逻辑:以14亿多人口为基数的海量数据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效应;汉语和汉字为中华文化的数字复兴提供了深层"先进性"基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决定了中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具备对西方竞争型文化的哲学超越;五千年的文明累积可以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激发无尽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超越资本的宏观布局优势.
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差异仅仅被理解为辩证的、思辨的差异,即绝对精神内部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又随着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得到最终解决.通过回到自在的差异,他彻底颠覆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重机制:表象主义、同一哲学和绝对体系,从而避免了在黑格尔的地基上反对黑格尔.首先,德勒兹追溯了以往哲学史对差异的表象主义把握,揭示出黑格尔式的辩证运动是由概念所表象的差异趋向最高同一性的运动,是取消了真实差异的虚假运动而非自在的差异运动,因而只是使自在的差异无法出场的无限大的表象运动.其次,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是绝对精神自我回归的原则,而不是差异之逃逸的去中心化原则.要真正使自在的差异现身,还需要进一步使自在的差异从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外部否定和中心化管理之下逃逸出去,不是以同一性否定差异,而是肯定差异自身的差异化力量.最后,在以柏拉图主义为肇始的绝对体系破产之后,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体系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重新向自在的差异敞开要求颠转柏拉图主义中原型与拟像的地位,认识到主动综合之下的被动综合,转变对自在的差异的态度.
区块链作为数字时代的底层支撑和关键技术,不仅能为营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营商治理上也有助于推动信任模式与管理机制的重构与优化.在区块链赋能的技术诠释与功能识别基础上,从区块链多中心属性促进营商政务环境的秩序重构、共享属性促进营商政务环境的理性进化、信用属性实现营商政务环境的法治规范以及数据整合属性推动营商政务环境的治理协同等四个方面,阐释和梳理区块链在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先导性价值,明确区块链在营商政务环境中的场景建构逻辑,即内外协调一致的底层逻辑、资源利用的效率逻辑和风险控制的监管逻辑.从理念与实践的双重角度出发,提出达成跨层级的区块链共识性意见、建立多元参与的区块链合作治理机制、加快区块链技术标准化建设的速率演进、释放区块链赋能相关制度体系的创新供给等区块链赋能营商政务环境的可行进路,以期推动政府角色和职能在营商政务环境中的转变,促进营商治理结构扁平化改革,提升营商政务服务效率.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历程,主要可分为完成"一带一路"总体规划的顶层设计阶段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走深走实阶段.在这十年期间,"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了政策沟通、加强了设施联通、推动了贸易畅通、促进了资金融通、增进了民心相通,使得国际共识范围不断拓展、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经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多元项目合作不断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实践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高层引领与分工协作相结合,坚持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坚持以创新开创合作新局面.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要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发力:凝聚共识,深化国际合作;战略衔接,优化区域布局;夯实平台,释放市场活力;创新包容,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的作用.
承继梁钊韬先生对百越族群的研究,可以提出沿海民族走廊这样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以对既有民族走廊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进一步明晰中华民族的形成路线.理解沿海民族走廊的内涵重点,不在于研究区域本身,而是突破从陆地看海洋或将陆地与海洋分割来看的视角,将陆地和海洋整合起来进行大视野的思考,进而阐释沿海民族走廊对于缔造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开展沿海民族走廊研究,也为跨学科合作路径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更多可能.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为中概股企业的海外上市和跨境监管带来了现实难题,冲突背后的重大问题和深层逻辑亦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焦点.构建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的系统研究架构,应遵循"根本诱因—基本表现—应对措施"这一逻辑主线.冲突的根本诱因源于主权原则与国家安全观的分歧,受到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差异、市场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系列"中概股"财务信息质量问题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冲突的基本表现则体现在信息披露问题及跨境监管上,前者聚焦于审计底稿披露和数据安全问题,后者关注中美跨境监管的执法障碍及跨境监管的合作困境.冲突的应对措施则主要围绕"合作"与"提升"两个视域展开."合作"主要关注未来中国能否更大程度融入多边监管合作体系以及完善中美双边监管合作框架,"提升"则更多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发展出发,强调提升自身的监管水平.
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依据消费者的信息为其设计和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但随着消费者的隐私保护意识日趋增强,其对商家索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呈现出一定的抗拒心理.不少企业开始通过概括授权或是场景授权的选择来强化消费者的信息披露意愿.为此,有必要基于信息边界理论,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对授权模式影响消费者信息披露意愿的机理进行研究,探究企业如何在上述两种授权模式中做出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对高敏感度信息进行授权时,场景授权模式下的消费者信息披露意愿显著高于概括授权模式;在对低敏感度信息进行授权时,概括授权模式下的消费者信息披露意愿明显高于场景授权模式.而且消费者隐私担忧在上述交互作用中扮演着中介作用.这一结论对企业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在不同授权模式下的信息披露意愿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策略合理规范收集消费者的信息具有重要启示.
物化概念与物化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用以剖析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病理性症候的核心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与第三代传人霍耐特分别从交往理性与承认理论出发,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了哲学的反思批判和主体间性的重新诠释.哈贝马斯在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考察批判基础之上,发展了工具理性的物化批判,将物化诠释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据此提出了物化理论的交往转向.霍耐特则从规范性的维度将物化重新界定为对承认的遗忘,并区分了不同于卢卡奇物化的三种物化形式,进而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了造成物化的社会成因.在此基础上,霍耐特结合20世纪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特征,从后现代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视野出发,以"预先承认"概念重新批判性地诠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现了物化理论的承认转向.对物化的批判和新诠释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学症候,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侵犯著作权罪理解和适用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根源于对著作权刑事保护与前置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强调著作权保护刑民衔接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侵犯著作权罪构成要件概念必然要作出与前置法完全一致的解释.与其执拗于"著作权说"与"秩序说"之间的理论抉择,陷入法益侵害说下侵犯著作权罪质界定的"双重迷思",倒不如转向科学界定"著作权保护不同法领域之间关系"这一更为深层次问题的探究上.在目的论层面的法秩序统一原理指导下,与著作权法通过直接赋权实现激励目的的路径不同,刑法则是通过确证著作权法规范效力,确保著作权制度发挥效能来实现激励目的.《刑法》对"复制发行"等核心概念可以作出与前置法规范不尽一致的解释,但应符合目的论法秩序统一原理的基本要求.
1974年福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举行了三次演讲,这三次演讲主题均涉及医学和医院的历史发展和实践.这三次讲座上面衔接《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下面衔接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必须保卫社会》,而后者往往被视为福柯晚年生命政治观念诞生的标志.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正好在衔接了身体的祛魅和生命政治诞生两个主题后,以身体作为现代医学知识的对象.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让诞生了以整体的卫生为主要概念的社会医学,取代了之前以个体为中心的健康医学.而在福柯看来,社会医学的诞生不仅意味着身体成为社会规训的对象,且在医生的目光凝视下,人们的身体变成透明的身体,身体的祛魅让身体成为资本主义规训的对象,而规训的身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即工人的身体变成了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一旦身体变成劳动力,无产阶级的身体势必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规训的身体或禁欲的身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被排斥在规训身体之外的就是一种被废弃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的出现代表着资本主义最极端的生命政治治理形式,而破除这种生命政治的形式,就必须恢复身体的潜能,重新赋予无产阶级生命—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