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代艺术发展和艺术批评的现状,阿甘本深感忧虑,因为审美判断预设了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的普遍有效性原则,导致艺术本质被遮蔽.通过挖掘"没有内容的艺术主观性"的哲学根基,立足解构审美判断的强烈立场,阿甘本指出艺术本质在于源自感性经验的最高真理.在此基础上,他呼吁开启"不作为的生命形式"的纯粹艺术潜能面向,力图使艺术重新承担起人类原初生命尺度的职能.因此,阿甘本艺术哲学思想并非单纯解构审美判断的结果,而是杂糅艺术、哲学、语言学、生命政治视域的创造性阐释.从总体上看,阿甘本艺术哲学思想虽然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但其局限性同样不可被忽视.
人口生育水平是由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过程决定的,而人们的生育过程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的综合影响.人们生育的具体结果受到"未意愿的怀孕"和"未满足的怀孕"的共同影响.生育过程包括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具体实施生育行为两个阶段,也可以分解为生育意愿的形成、生育打算的具体安排,以及从生育行为到生育结果实现三个阶段.以生育意愿为核心的生育服务和支持应该成为低生育率社会下生育政策的核心,通过现代生育文化建设转变"不想生"的思想观念,通过完善生育配套的社会政策减少"不敢生"的生育限制,以及通过生育力的保存和支持帮助"不能生"的生育实现.当前我国生育政策需要重视对"未意愿的怀孕"和"未满足的怀孕"两个不同侧面提供生育服务和支持,开展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服务和支持.
壮游是现代时期欧洲贵族学生为检验书本知识与建立社交网络,围绕欧洲进行的旅行.在欧洲文明多样性和外部扩张的双重视野中,壮游与欧洲其他旅行,尤其是域外旅行间对抗与影响并存,它们共享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异域的好奇,促进欧洲将异域灵感占为己有.异域元素的流通解释了壮游者利用东方增进品味与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国元素启示欧洲的相似逻辑.18世纪,在欧洲反思地理知识的过程中,壮游受中国等"他者"影响,在道德观、爱国性、社会性和地理范畴方面发生巨变,逐渐让位于其他旅行形式.但研究现代背景下旅行对欧洲的塑造,可以发现壮游确保欧洲在将目光投向"他者"之后有效返回自身,是欧洲旅行史不可忽视的部分.
弥赛亚主义通常是指某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或全人类在未来能通过弥赛亚而获得拯救的宗教、政治、哲学、社会、历史和文化学说.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罗森茨威格、布洛赫、本雅明、列维纳斯等都提出了重要的弥赛亚思想.而德里达在全球霸权借助于远程技术和多媒体等高科技而使得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人类生活变得愈加艰难的新苦难时代,倡导一种超越复仇和功利算计的作为赠礼的正义观,阐发了其"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理论.本文拟从德里达关于"时代"、"正义"、"弥赛亚"这三者的理论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来论述德里达的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并对此种独特的弥赛亚理论作出几点理论评述,结论是: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不仅没有否定弥赛亚主义,而且是对弥赛亚主义的一种回应,对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一种回应,对政治行动主义的一种回应,对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一种回应.德里达的弥赛亚思想,在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处解构历史的终结以便超越历史的终结,因而,它既非宗教弥赛亚主义,也非本雅明主义,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一种解构主义政治哲学.
比较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方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密尔方法的应用是比较案例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当前学界对于比较案例研究中密尔方法的认知仍存在困惑,即基于小样本的密尔方法何以得出比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更为确定性的结论,因而,有必要澄清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定量分析,都是或然性的,并且这两种传承的基础逻辑是一致的.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源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使得研究设计的各个步骤都产生确定性损失.具体而言,这种确定性损失来自于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前者包括了对事实认定、寻找和检验机制、过程追踪与强化信念;后者包括了变量赋值、基于布尔代数的因果推断和理论适用范围的推广,等等.因而,研究者在进行比较案例研究时,更加适合使用贝叶斯逻辑,将因果过程观察值和数据集观察值视为调整对理论主观信心的证据,而非在小样本的基础上去寻求确定性的解释.
追求文雅精致的北宋文人,对笔墨纸砚的取用崇尚个性化、精细化,对品质的要求达到极致.北宋时期,墨既是"简牍所资,盖不可少"的文房用品,更是士大夫日常的雅玩、鉴藏之物.从事制墨行业的卓越墨工、墨商"以墨客游缙绅间",从普通的生产者成为文士群体追捧、合作的对象.其中,在以苏轼为核心的北宋文人圈的交游、雅集中,作为几案间"闲澹物"的墨成为热议主题.苏轼及其同侪赞墨、赠墨、鉴墨、藏墨、借墨言志,消解了人与物的距离,推动了北宋"墨文化"的形成,为北宋文人圈的日常注入了一些新质.墨自此始拥有独立的美学价值,进一步见微知著,被视为特殊文化符号与精神现象.从苏轼等雅士与墨的前所未有的亲和关系中,可一窥北宋的时代风尚、审美思潮以及士人群体在书斋生活与宴游雅集中的精神样貌.
冷战时期,特别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钓鱼岛主要作为领土主权问题被认知和处理;而台湾问题则属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原则.但冷战后,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地处中日两国近海的钓鱼岛和作为岛国日本海上生命线之锁钥的台湾,逐渐被日本更多地赋予"安全"诉求的内涵.在其延长线上,则是日本版"印太战略"的出笼.这标志着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战略的重大"嬗变",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认识这一"嬗变",并寻绎破解由此带来的安全困境,无疑是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所直面的重大课题.
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沦陷期上海唯一的日本文学杂志《上海文学》的同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中日文一手资料的钩沉,以同时期上海的日本报刊、文化团体和沦陷区的中国报刊为两条主轴,对围绕《上海文学》交织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重新审视抗战后期中日文人和中日报刊媒体之间构建的言论空间,还原处于日本侵占上海的特殊时期、所谓国策文学主导的特殊语境下不为人知的近代中日文人交流现场,揭示中日文人之间貌似热闹却畸形的文学交流场域和异质的中日文学关系.
中华文明在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历史原创性品格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和激励下,焕发生机.凭借道路、理论、制度的改革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突出的成果就是深刻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说清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确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两个"毫不动摇"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极为成功的新的发展.
世界遗产一直处在发展之中,相应地形成了一套关于遗产保护与实践的知识体系.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价值认知为前提,并贯穿于整个保护利用过程中的方法.文化遗产内涵和类型,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关键概念、价值标准、保护原则、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遗产研究领域的基础.世界遗产的知识体系不仅关乎理念,更关乎行动,构成了其开放而生动的特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作为新兴学科,世界遗产正在从零散的课程设置到体系化的学科建设中.目前国内外多所大学开设了世界遗产课程以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一门以研究、实践、应用并重的学科,世界遗产学应以世界遗产和符合标准的潜在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以价值研究、遗产保护理念、保护原则方法、遗产阐释与利用为核心,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统筹自然与文化遗产,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
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经学是王道学,是国家宗教的阐释体系.儒家与国家宗教的结盟关系,始于董仲舒,终于康有为.康有为的著作和活动,宗教意义明显.他把儒学从王道学改造为神学,变"敬天法祖"为"敬天贬祖、尊孔",取消"奉元"以孔诞纪元.在宗教体制方面,先就筹谋改变国家宗教,另立性质为制度性宗教的孔教,相关著作遭毁版;参与戊戌变法即争取皇帝支持推行宗教改革,未得响应;辛亥革命后成立孔教会,未有成效.虽然失败,但划时代意义是预告中国社会将由制度性宗教统领.
本文对吴语和粤语中动词后的限止算子(只/only义)"得"进行比较研究.文献中仅粤语"得"有此功能,作为右向量化的焦点算子.本文指出当代吴语吴江话和早期上海话也有类似成分.文章先详细描写吴江话动后"得"的句法语义功能,分析了动后"得"与动前副词"只"及"剩"的异同."只"除数量成分外也可以后接名词,只限制名词的类,而"得""剩"必须后接数量成分,限制数量.接着比较了吴粤方言的"得".吴语"得"可以用在单双音节动词后及动结式动趋式之后,是副词性的后附缀,而粤语"得"只用于单音动词后,是动词后缀.吴语"得"必须后接数量成分,粤语"得"后也可以接并列成分.吴语粤语都是由完成类体标记"得"与限止义功能词同现后感染限止义,同时在完成体功能被"仔"/"佐"覆盖后成为独立的限止算子,是物尽其用原则和同源方言平行发展的沿流(drift)现象的例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推动高水平开放,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对于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需要通过对标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构建一套既符合本国国情又与之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本文对近年来制度型开放的深层内涵及重要意义、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的规制条款、国际规制新发展及案例、新兴领域的规制创新探索等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归纳和综合分析,结合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战略与实践,提出与全球化新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规制制度型开放路径.具体包括:研究国际规制发展大趋势,参考与借鉴国际高水平规制的经验和做法;对接国际规制惯例和高水平规则实践,积极推进规制完善;在新领域先行先试规制创新,在规制竞争中提供"中国方案";加强国际合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规制;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类外部风险与挑战的规制准备.
有关心物关系问题的哲学讨论,在近期已进展到对"心灵"、"意识"的认知的反思,而有关我们如何思考意识状态,以及二元论直觉如何产生,目前已经存在多种描述.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进展的观察,指出思考意识有两个维度,即"意识主体"和"意识性质".在主体维度上思考,意味着将他物认作意识主体.在性质维度上思考,意味着理解相关的意识状态是什么样的.从文献中实际给出的对意识状态和二元论直觉的描述和解释来看,这两个思考意识的维度都在文献中有所体现.因此,如果二元论直觉是二元论哲学主张的心理基础,则这一心理基础可能并非一个单一的现象,其中可能有多种机制需要厘清和解释.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在近世中国、日本及欧洲悄然兴起.道家的先驱性和革命性在晚清国粹派和新文化人的"接力"下得到了发挥,其文学意义也得到了新的阐扬.在诸子学复兴背景下重读鲁迅作品《出关》与《起死》,对比道家原典及章太炎相关研究,不难发现鲁迅改编的用心所在.《出关》中的孔老之争虽出自章太炎的早期学说,鲁迅却以此影射种种文坛纷争,在小说中传达丰富而独特的生命体悟.《起死》中的庄子则被赋予了较强的儒家色彩,反讽意味强烈.通过对老庄故事的新编,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得以发掘,老子、庄子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进入了现代读者的视野之中并得以重构.
中古时期,托称刘、李、张氏的起兵举事代代而起,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乃至政权更迭,皆有深远影响.两汉之际"诈姓刘氏"的卢芳,西晋时"易姓名为刘尼"、并称"汉后"的丘沈,"冒姓刘氏"的匈奴人刘渊,以及中古道教中的刘举起事等,一皆与"刘氏复兴"之谶存在联系.从"李氏为辅"到"李氏将兴"、"李氏当王",中古时期的诸李之乱总体上经历了不称王、帝而至举号创国的思想过渡,这与道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联.该时期数次张氏聚众起义,亦具有或隐或显的宗教推动因素.笼罩在"汉家"光影之下的人们,通过建立以神圣姓氏为枢纽的虚拟关系网络,获得了对抗实际权力控制的重要力量.透过神圣姓氏与中古权力竞逐的史相,适可管窥中古王朝秩序的内外虚实.
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叙述与战事的发展相伴而生,并绕织于中国修史形式萌发重大转折之际,逐渐汇入到近代知识生发机制转型的历史脉络中.通过考察清季民初甲午阵亡将领官修史传的诸多稿本,厘清这些战事的官方历史叙事在与政治过程密切绾结的制度机制中形成的具体过程,并讨论这些生成于国家军政事务过程的史传文本随着晚清民初的政经变动而发生的各种变化.可以发现,官修史与帝国文书行政之间绾结、解纽及逐渐向下开放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
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读书笔记合集,里面富有预言性和当代价值的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具有方法论启示.人类学笔记将关注重心从西欧移向亚、非、美洲等古老民族,探讨非西方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质的差异,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特殊规律的研究尤其是有关两种生产的考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范例.人类学笔记体现的时间向度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关系的再认识.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所表现出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在场,鼓舞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中国大地,思考和探索当今文学活动的新问题.
置辩现代化理论预设的传统文化观念与显式规则认可度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探究二者之间潜在的正向关联.本文指出,持有传统文化观念的个体在个人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加容易形成"内外有别"的强差序模式,更加倾向于区分"一般人际交往规则"和"自己人交往规则",进而体现出较强的显式规则认可度.此外,隐式规则和显式规则在满足个体对确定性的需求方面存在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因此,传统文化观念可以通过提升对诸如风俗习惯等隐式规则的认可度来间接提高显式规则认可度.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与认知模式调查数据,上述理论论辩得到经验支持.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