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环境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区域金融风险如何影响碳排放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9—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区域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金融风险整体上对碳排放产生直接负向影响,且能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减少碳排放;(2)区域金融风险整体上会通过区域金融风险溢出减少相关联地区的碳排放,技术创新水平则会增加关联地区的碳排放;(3)异质性研究发现,发达地区金融风险会增加碳排放,而欠发达地区相反,可能原因是区域金融风险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该文意义在于,构建了考虑风险传染的区域金融风险指标,从中观层面探究地区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为具有不同的区域金融风险水平和处于不同金融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出台减排政策提供思路.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既是坚持并贯彻落实"两山"理念的直接需要,也是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基本途径,而完善的交易体系是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与基础.对此,需要从主体、平台与市场3方面着手推进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交易体系建设.其中,交易主体建设包括培育并发展资源资产运营管理主体与产业经营主体2方面,他们分别是交易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交易平台建设包括县、乡、村三级交易服务机构的打造与运行,一起履行登记、交易、服务、监督四大功能;交易市场建设是包括资源收储集中、资源开发转让、资源增值溢价在内的"三级市场"建设.进而,由交易主体、交易平台与交易市场组成相对完整的交易体系,推进他们的建设有利于助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三栖农民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群体,其栖息地的选择呈多元化趋势,通过对20个省592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首选是县城新家,第二选择是城市,第三选择是农村老家,第四选择是农村—城市组合,第五选择是农村—县城组合,第六选择是县城—城市组合,第七选择是农村—县城—城市组合.通过二元选择和多元选择Log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三栖家庭中代际结构少的更倾向于选择农村老家、县城新家、城市中的1个作为栖息地,代际结构多的更倾向于选择三者中的2个或2个以上作为栖息地;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加,选择县城新家、城市的可能性依次增大;非农就业稳定性越强越倾向于选择城市或县城作为栖息地;耕地流转与否对三栖农民栖息地选择影响不显著.建议政府重视县城建设,吸引三栖农民将其作为栖息地;稳定房价和加强就业培训促进三栖农民市民化;保护三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维护其合法利益.
乡土网红及其具有乡土特色的媒介实践是数字时代中国乡村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急剧的社会变迁催生了强烈的乡愁文化消费需求,职业化的乡土网红以影像作品创作为核心的媒介实践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市场需求的回应.以一个乡土网红博主——"万山小柱子"为例,探究乡愁情感元素如何嵌入乡土网红的日常媒介实践.研究发现,乡土网红在城乡互构中建构出的多维身份对经历流动体验的受众具有极强的情感唤醒作用.视觉化的景观生产与仪式化的情感共振是乡土网红媒介实践的2个核心环节.乡愁短视频的情感效用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体现出物理空间区隔与数字技术发展相叠加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在肯定乡愁情感元素正向功能的同时,情感的过度商品化和由此导致的情感异化问题也需要加以重视.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荟萃分析法,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导致二者现有文献实证结果的异质性原因.结果表明:(1)基于现有文献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2)城镇化建设在数字金融影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财政支农、贸易开放度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负面调节作用,并与城镇化一起成为导致现有实证结果异质性的重要原因;(3)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对实证结果同样存在一定调节作用.
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产品信息可追溯逐渐成为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担保,以提升消费者的信任感.围绕农产品可追溯信息的维度界定、农产品可追溯信息与消费者信任的关系、农产品可追溯信息与安全价值的关系以及消费者信任的中介作用等问题,利用实证方法开展研究,选择在北京等城市发放线上和线下调研问卷,获取数据,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原生性可追溯信息主要通过规范型信任影响消费者社交安全价值,次生性可追溯信息主要通过信息型信任影响消费者使用安全价值;社交因素在可追溯信息对消费者的影响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安全价值感知通过消费者信任而实现.本研究揭示了基于行为动机的不同类型可追溯信息对于消费者安全价值的作用过程,研究结论丰富了可追溯信息市场应用研究的现有相关文献,对农产品精准营销、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产品数字化改革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森林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的主要类型,其供给效率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采用可变规模假设下的Super-SBM模型,选取2011—2018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域,测算其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结果表明: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森林生态产品平均供给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各年份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平均值均小于1,森林生态产品供给相对无效;从地区差异上看,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中南地区、西北地区,大体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由西北到东南递增的趋势;从时间趋势上看,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北地区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相对平稳,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呈现上下波动态势.为此,需从发展和保护2个维度增强森林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专栏征稿启事自2023年2月25日发布以来,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截止2023年6月30日,共收到来自四川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南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投稿的论文20多篇.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融入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内容,形成了新的起点、新的形势和新的路径.新时代1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公民道德建设奠定了新的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形势,面对社会道德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培育时代新人的新使命、新任务,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道德建设规律,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引导公民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
推动有条件的乡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盘活农户不动产财产权及促进乡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收集阜平县及乡镇宅基地利用情况的基础上,基于TPB理论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行为模型,并选取典型村进行入户调查,对影响宅基地经营权流转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进而提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实施路径.研究发现:3个典型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支持率分别为72.42％(白家峪)、67.61％(北栗园铺)、70.80％(黑崖沟);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行为模型中各个潜变量直接并通过行为态度间接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3个村中行为态度的直接影响效应均较高,而感知行为控制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较低.在推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路径之前及实施过程中需要准备、建立并不断优化保障实施的政策环境,保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动态可持续性.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与促进区域和谐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一种约束性制度,该政策对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呢?基于2000—2019年中国23个省份1591个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分析了该项制度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于工业经济发展具有抑制性作用,相比对照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使得工业生产值减少约10％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这种抑制性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于东部区域工业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最强,西部区域的效应最弱.另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主要通过抑制城镇化水平与人口集聚水平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阻力作用.
在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跨界流域空间协同治理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流域上下游间的利益关系仍有待梳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健全.采用多源时空大数据和InVEST模型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物量,运用影子工程法、市场价值法、当量因子法评估了价值量,基于2010、2015、2020年增江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结果,确定了理论生态补偿标准基础值.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量化上游龙门县和下游增城区的需求程度,并进一步调整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2010、2015、2020年生态产品价值分别为龙门县72.413亿元、71.727亿元、70.478亿元,增城区44.096亿元、44.206亿元、41.326亿元;上游龙门县生态产品价值有所下降,但其生态补偿优先级显著高于增城区,应由下游增城区对龙门县进行生态补偿;对应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龙门县5.599亿元、2.909亿元、2.705亿元,增城区0.274亿元、0.197亿元、0.153亿元.本研究拟为横向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健康、参与和保障构成积极老龄化战略的三个支柱.基于 2018 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积极老龄化三个支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较高.但与此同时,不同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较大,表现为城市低于农村,东部地区低于西部地区,低保户家庭低于普通户家庭.从影响因素来看,健康、参与、保障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相较于健康和保障,参与对改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同等稳健.具体指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基于上述发现,建议加强对健康、参与、保障等多元老龄化政策的研究与实施,特别关注不同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
农夫市集在食品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反思中兴起,是实现产消有效对接和食品安全信任重建的重要实践.基于H市农夫市集的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在农夫市集、生产者与消费者三维主体互动框架下分析得出安全食品信任关系已建构,主要包括3个环节:农夫市集与消费者因认同结成团体,在同体效应中凝聚信任;农夫市集与生产者在互惠互利中奠定信任基础,在情感嵌入中推进信任积累;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信息互动中通过信任评审,在关系互动中建立人际信任.但其中还伴随加工信息掌控不全、线上监督体系不完善、食品质量下降和维持信任成本高的风险.因此,为使安全食品的信任关系更加持久,仍需发挥生产者、农夫市集与消费者的主体作用,规避信任风险,从而实现食品信任的转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是"后2020"年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内容.土地是农户家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否发挥减贫效应需要通过严谨的计量方法和代表性数据予以评估和回应.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一般线性回归、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等多种检验方法,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将土地流转分为土地转出和土地转入2个维度,并构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土地转出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显著负向作用,即土地转出能够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但土地转入并不具备减贫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程度的提高,土地转出的减贫效应越为明显;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土地转出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家庭创业来缓解多维相对贫困.该研究结论不仅为土地流转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提供了经验依据,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政策设计也具有政策价值.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宁夏南部山区赵村进入"现代熟人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人民调解不仅是村民纠纷化解的主要机制,也是文明乡风养成的有效路径,还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但人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困境:人民调解性质和功能异化明显,人民调解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足,村民参与人民调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未来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本质的定位回归,探索人民调解员专职化的实现路径,多举措培育村民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保障.同时,对于赵村这类刚刚脱贫的村庄,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也是重中之重,乡村经济有发展,才能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效能提升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
基于2006-2020年投入产出数据,采用SBM超效率模型和GML指数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其空间格局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态势且为绿色技术效率单轨驱动,各市区效率差异显著且驱动因素差异明显;研究区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局部冷热点分区特征为"热点区向武汉城市圈扩张,冷点区由城市群'两翼'渐趋消退",整体空间格局分布趋向于西北-东南方向且重心"先快后缓"整体向西北方向偏移4.113千米;各因素不同时期影响程度差异显著,内部主导因素为绿色技术进步效率和绿色技术效率,外部主导因素为灌溉设施水平、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人力资本、农业种植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和农业经济水平;因子交互作用相较于单因子作用影响效果增强.因此,要加强绿色科技研发,保障成果效益转化;优化农业要素投入,激发农业绿色潜能;深入强化区域合作,多方共促绿色转型.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就业机会的增多,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增多,农村面临着劳动力质量数量"双降"风险,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困难.基于北京市4个区400份粮食种植户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层次性.二元Logistic模型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农业收入占比、耕地总面积、非农劳动力数量、政策补贴、政策宣传、收费合理性对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地块数量对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具有显著负向作用.ISM模型结果表明:地块数量、农业收入占比、资金补贴是表层直接因素;非农劳动力数量、收费合理性是中间层间接因素;年龄、文化程度、耕地总面积、政策宣传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的深层根源因素.
以2012-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为样本,基于农产品异质性的视角,从微观农户层面测度农业生产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及其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农业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现象,其中资本要素扭曲程度最为严重,且分散程度最高;农业要素错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资本扭曲程度最高,东北地区的劳动扭曲程度最高,而土地扭曲较为严重的是东部和西部地区,从总扭曲看,扭曲程度较高的为西部地区,且各地区总扭曲程度未见明显的改善;纠正要素错配能够带来全国农业TFP的平均改善空间为29.3％,其中东北地区农业TFP改善的空间最大,为40.2％.因此,通过纠正要素错配和促进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农业的持续增长,是当前行之有效的重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