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对人才的供给侧提出了全新要求.党的二十大强调,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产教融合,加快建设国家高技能人才.产教融合作为一种融合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对全媒体时代技术快速融入内容生产与传播流程、平台运营与管理、媒体生态发展的产业变革的一种有效回应.近年来,部分高校逐步开始尝试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具体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但是课程设置与实践需求的矛盾、师资建设与能力需求的矛盾、培养单一与多元化需求的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产教融合机制的设计需要寻找产教系统的耦合点,从协同论的角度出发,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和交互方式,建立和完善"媒校共建"机制、就业服务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促成产教融合良性循环,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满足传媒产业的人才诉求.
平台经济发展至今,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均面临着巨大冲击.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经济领域中的生产经营者之间的替代性大幅下降,市场边界难以界定.现阶段,《反垄断法》在判断市场支配地位时需要详细界定市场边界及分析相关生产经营者是否存在控制商品价格或产量的能力,以认定其具体的市场力量.然而,平台经济所采取的零价格商业模式使既有的以价格为媒介的量化方式难以适用,进而导致市场支配地位难以认定.在相关市场界定问题上通过对零价格模式、SSNIP、SSNDQ与SSNIC等定量分析法进行梳理发现,现阶段平台经济领域并不适合通过定量分析的模式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因此,使用综合认定法判断相关生产经营者是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时,应当引入相关产品功能的替代可能性、替代合理性、替代持续性以及替代完整性进行分析,并进行多维度的细度厘定,以打破无法证明生产经营者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司法困境.
面对近40年来在美国不断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努力构建一个旨在将微观经济与国家宏观政策有机结合的理论框架,以推进其改良资本主义的理念.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和《美国真相》代表了他在研究美国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方面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以美国社会中上层精英与下层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不平等现象背后的国家治理结构性问题,如社会贫富差距在加速扩大;阶层固化愈加明显;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规范崩坏等.针对以上问题,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改良主义内核的策略和措施,包括抛弃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内核的"小政府,大市场"理论,转向"有为政府"的思想方针;政府监管市场势力;落实政治改革议程和相关配套政策.尽管斯蒂格利茨的改良策略在理论上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也不能全部否定其在揭橥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问题及其改革议程设计上的探索性.他的思考和建议不仅对美国,还对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随着大城市在物理空间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它不仅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还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作为千年古城,武昌古城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一种承载长江历史文脉的复合文化空间.建城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形成了以楚河汉街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以昙华林为代表的用"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等众多新型文化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