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经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经济差距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市经济差距,且地理区位和制度环境会诱致该平衡发展作用产生异质性;创新创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市经济差距具有中介传导作用,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市创新创业,间接缩小城市经济差距;要素集聚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市经济差距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人才、资金和技术集聚程度提升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的平衡发展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场景、加快以区域一体化为核心的制度创新等政策建议.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小规模、沿海区域及低市场化程度城市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要素结构错配、前沿数字技术追赶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全面深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点布局、推动城际数字经济联动格局建设、统筹构建城际数据统一要素市场的政策建议,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国际数字价值链地位提供新思路.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基于2009-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通达性的改善对我国城市空间效率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通达性的改善能够促进城市空间效率提升,且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与资本的集聚,促进城市土地要素的有效利用;(2)城市通达性对城市空间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大于通过要素集聚作用于城市空间效率的间接促进作用;(3)分城市规模和经济禀赋来看,城市通达性的变化对大规模城市和贫困地区城市的城市空间效率影响程度分别大于对中小规模城市和非贫困地区城市的影响程度.因此,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间互联互通,激发要素集聚的中介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城市高效率发展.
在理论阐释对华出口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的基础上,以美国高技术中间品为例,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抑制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该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通过降低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率与提高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扩展分析发现,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相较于高技术创新企业,美国对华出 口管制对低技术创新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削弱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不断扩展经贸合作范围,加深与其他进口来源替代国的经贸联系,从而削弱美国对华脱钩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