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为缓解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本文使用时变因子载荷的动态因子模型研究各类宏观政策对于抵御全球金融周期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基于借款人的宏观审慎政策在抵御全球金融周期中的效果十分显著;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对于政府债务水平较低的国家,财政政策有助于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对于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财政政策的作用则不显著;全球金融安全网可以在资本流入骤停时降低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全球前三大或前五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一国的跨境债券基金中的市场份额越高,基准指数驱动型基金和ETF这两类基金的占比越高,会放大一国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防范化解外部输入性风险,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企业地理经济特征的视角,考察了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管理者薪酬增速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管理者薪酬的动态增速越快,并且薪酬结构中股权激励的比重越大,在使用企业迁址冲击、DID模型以及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学习机制、匹配效应与信息共享,是大城市经济集聚提高管理者薪酬增速和股权激励比重的三条微观作用途径,并且,这三种途径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此外,在经济活动集聚的大城市,侧重于股权激励的薪酬结构设置对管理者跳槽离职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管理者薪酬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丰富了管理者薪酬特征的地理经济解释,并为认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