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产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2011-2021 年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将中国地级市产业集聚指数匹配至企业层面,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集聚程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产业集聚程度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ESG表现正向调节二者关系.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和东部地区显著,但是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边际贡献更大;产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环保重点城市显著而在非环保重点城市不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显著.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高技术行业显著.研究为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企业有效利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流动、企业合作等机遇,提高自身绿色创新水平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寻找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依据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构建评价体系并通过熵权-TOPSIS法测度分析,随后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不同类型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且在考虑稳定性检验后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结果表明:中国省份间新型城镇化发展极不均衡,研究期内整体呈现M型发展态势.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下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差异,生产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稳定和显著.控制变量显示,人力机制、市场机制等均对新型城镇化能够产生显著正向效应,而内在机制表现为显著负向作用.中部地区估计结果与其他地区有所差异,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将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负向效应,这更多缘于环境规制政策治理倾向及新型城镇化内部子系统层要素扭曲等问题,但生产技术创新却表现出强劲动能.本研究指出,新时代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应密切关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差异性作用,这将有助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
基于2006-2021 年上海大都市圈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并从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视角,探究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直接影响,可以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在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过程中,金融集聚起调节作用,并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当金融集中度超过3.330 1 时,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就开始减弱.产业结构在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研究结果有助于为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加强科技创新投入并引导金融业合理健康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选取2012-2021 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零售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零售行业企业的财务绩效;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集成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加供应链集成来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即供应链集成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并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零售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更加明显;与大型企业相比,零售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中小型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更加明显;最后,对未来零售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数字化时代,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企业创新能力是当今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业迈向现代化、数智化的必由之路.以2013-2021 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测量数实融合程度,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考察了企业数实融合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实融合程度越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就越高;在异质性检验中,数实融合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与突破式创新相比,数实融合对企业渐进式创新作用更强.可见数实融合的实施具有规模效应,也是企业发展核心能力、突破重大创新成果的关键路径.研究为企业数实融合提供了策略和方向,为企业提升创新产出提供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