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经历了从"勿抗恶"的人道主义到革命的人道主义、从"群众意志"的人道主义到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从"人心改造"的人道主义到"物心两面改造"的人道主义的认知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吸收了托尔斯泰反抗专制的革命精神、强调"群众意志"的民本思想;舍弃了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社会改造理念、主张人心"悔改"的唯心史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从而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向.
1932年6月北方会议后,中共北方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实践加速推进,1933年创刊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火线》的办报历程,构成反映这一议题的柔性视角,更具有典型意义.在既有经验基础上,《火线》的编发工作逐步走向机制化,省委统领、支部落实被作为组织要求,并以上下贯通、深入群众为目标指向.但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分析方法的运用、党报的定位,在中共河北党内仍有一个发展过程,伴随党中央力量的介入,围绕高蠡暴动、察哈尔事变的认识分歧得以解决,《火线》所体现的"布尔什维克化"分析方式深化演进,党报作为中共中央精神传达者而非问题辩论材料的定位被进一步明确.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指导外,《火线》的"布尔什维克化"也缘于自身的规范技术,逐步形成号召、社论、纪念、通讯报道、工作检查、自白书等几类文体轨范,1934年初李铁夫、孟坚事件后新出现的文本书写方式,体现了"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特征,不少元素延续并作用于此后的党报书写.1933-1936年《火线》的发展历程,根本上折射出苏维埃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化"目标指向在地方党的报章实践、组织转型和政策调适上与整体中共革命史的关联.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学生的惨案.事件发生后,英国持不同立场的公众、团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产生不同的认识,进而提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华英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五卅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期待英国以强硬手段镇压中国的反抗.而英国国内对于五卅事件爆发的原因则有多样的认识,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向中国做出适当让步.处于多种意见中间的英国政府,综合考虑了政府关切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后,决定作出适当让步.
中共党史学作为研究政党历史的学科,且是研究当代中国执政党的历史,其与现实政治是密切联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相关研究者不能回避的事实.但作为具有显著历史学特性的党史研究,也应注意运用理论分析工具,进而提出问题意识,抒发学术关怀.党史研究的对象涵盖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既十分复杂又瞬息万变,某些历史事件和结局常常出人意外.要对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就要求研究者在党史研究中主动援借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
军事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军工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军工设备的研制与仿制、军工技术的突破、军工生产的管理均需要大批专业化人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原红军军工厂中的熟练技工大多就地遣散或牺牲,而抗日根据地均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军工人才十分紧缺.面对困境,中共领导根据地党政军部门,通过引进高学历军工专家、建立军工学校培养技术人员、招收和改造各式工人等途径,有效地解决了军工人才的紧缺问题,打造了一支涵盖高层次人才、骨干人才和基础人才的人才梯队,保障了军事工业的有效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