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编译状态”
2018年底,在南方举行的一次西方艺术史论研讨会会场,我意外受到主办方邀请,要为会议做闭幕讲演.当时,一位资深学者于最后一场讨论中刚刚做完言辞激越的评议,硝烟尚未散去;他的基本判断是,尽管中国西方艺术史论界早在2006年提出“走出编译状态”,但从这次会议看,十二年过去了,这一“编译状态”迄今毫无改变,反而愈演愈烈.本来我对发言说什么毫无准备,但这个问题确实与我自己长期的思考有关,故不揣冒昧,临时决定,就艺术史“如何走出编译状态”谈几点看法.其实,今天的中国西方艺术史研究是否已经走出“编译”状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非我之所关心;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如果中国的西方艺术史界要想走出“编译状态”,那么它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的几件事;这些事,也是我们每一位该领域的工作者包括求学者,可以扪心自问的事.我把它概括为“三原”,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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