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的拜伦接受及其符号化建构李静,屠国元文艺争鸣（2017）被引用1|浏览5摘要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具有能够医治近代病弱的中国的潜在疗效,把其纳入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整体构思之中,用以启迪民众,便开启了“中国式拜伦”的形象建构之旅.而后马君武、鲁迅、苏曼殊、胡适等人不断译介拜伦,拜伦的“他者”形象——中国化的拜伦被建构起来,纳入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想(1).经过译介者的重新建构之后所确立的中国化的拜伦形象,长时期地把控着中国的读者对拜伦诗歌的阅读方式和接受趣旨,而且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对其中的颇具“文以载道”性质的中国新诗的影响最为重大(2).五四时期蒋光慈就是深受拜伦影响的革命浪漫主义新诗诗人中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诗文创作之中大力推崇拜伦,在社会行为举动上极力追捧拜伦.在他身上,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拜伦被符号化了,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象征符号.更多上传PDF引用加入学术空间AI 理解论文数据免责声明页面数据均来自互联网公开来源、合作出版商和通过AI技术自动分析结果，我们不对页面数据的有效性、准确性、正确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承诺和保证。若有疑问，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系我们：report@aminer.cnChat Paper正在生成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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