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从翻译学角度描述译者写作过程的特殊性、一般性与创造性.译者的写作过程是翻译的输出环节.就笔译而言,它是笔头作文;口译而言,是口头作文,且均为命题作文,是决定翻译结果优劣的重要环节之一.译者的写作是双语转换时的目的语写作,其过程具有原语写作的一般性,因为译者是通过对原文本的解读,用目的语表述原文所蕴涵的意义,其过程同样要遣词造句与布局谋篇;译者的写作过程有其特殊性,其原因是译者的写作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包括原文本、译者的阅读质量、译者的写作能力、目的语文本的语境等.译者的写作过程有其创造性,因为译者是脱离了原文本的个体存在,有其主体性和能动性.

翻译家杨绛的一生表现出坚韧不拔、不慕荣利、温良宽容、睿智豁达的人格气质.从译者人格的视角观照杨绛的当译之本选择、翻译与创作的互文、对待译事的态度,认为杨绛是一位典型的本色译者,本文以其独具特色的译笔,擦亮了译者本色的名片.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vocation of mental imagery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when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read classic Chinese poems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to examine (1) the target readers' formation of non-verbal text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and (2) whethe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ffect the target readers' imagery cognition. A total of 20 English-Chinese speaker students enrolled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read a classic Chinese poem in Chinese and its four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in English.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participants rated the visualized words used in the poems for the degree of mental imagery and emotional response evoked based on three indicators of narrative process, salience value, and emotive validity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visual grammar. Results showed considerable individual variances in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forming mental imagery in all versions of the poems and there were also effect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Moreover, visual language information in poetry reading and its translations evoked different emotional responses depending on the use of visual words with cultural features.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visual language in describing different readers' mental imagery and the inte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etry language system and the emo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volved in poetry translation.

意象是构成朱自清散文美感与诗性不可或缺的元素.对于散文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译者要以一定的经验模式和认知结构对散文意象进行识别、重构与转换,并在不同认知方式的交互作用下生成最终译文.本文拟从译者的认知加工方式及策略出发,尝试利用认知诗学中的范畴理论、文学图式理论以及空间映射理论分别对朱自清散文意象翻译的三个心理阶段进行分析,探索翻译主体在识象、构象和换象过程中逐步深入的认知过程,旨在更好地揭示译者翻译时从解释到发现,再到赋予散文新生的再创作这一过程的心理规律,为研究散文翻译以及中国散文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提供新的视角.

葛浩文与作者、译文读者共同构成其文学翻译活动的审美主体,各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形成彼此互动的审美关系,使得葛浩文的文学翻译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探索葛浩文文学翻译审美主体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对葛浩文翻译作品审美再现效果的影响,从美学接受角度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借鉴与参考.

作为“报人”的郑振铎(1898-1958)在其担任主编的期刊媒介《小说月报》上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展开了集约化的大规模译介.他秉持“为人生”的文学编辑出版理念,精心选题组稿,注重编辑内容,同时悉心设计栏目,讲究编辑形式,看重拜伦在云诡波谲的近代历史风云之中能够对国民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借助《小说月报》这个媒介舞台,把拜伦建构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象征符号,用以提高民众觉悟,为拯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注入精神动力.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视域融合理论观照下提出由海外华人译者与原作者共同参与的译介主体模式——合作自译模式,该模式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海外华人译者与原作者进行"意义共建"的合理性;二是强调作家的双语思维和世界文学观.

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白话小说集,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文入学者的关注.“三言”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译为西文的作品之一.但是与中国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相比,国内外针对“三言”的翻译研究都相对较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评述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向作可行性分析,以期提升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理论认识的水平,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经验上的支持.

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具有能够医治近代病弱的中国的潜在疗效,把其纳入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整体构思之中,用以启迪民众,便开启了“中国式拜伦”的形象建构之旅.而后马君武、鲁迅、苏曼殊、胡适等人不断译介拜伦,拜伦的“他者”形象——中国化的拜伦被建构起来,纳入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想(1).经过译介者的重新建构之后所确立的中国化的拜伦形象,长时期地把控着中国的读者对拜伦诗歌的阅读方式和接受趣旨,而且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对其中的颇具“文以载道”性质的中国新诗的影响最为重大(2).五四时期蒋光慈就是深受拜伦影响的革命浪漫主义新诗诗人中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诗文创作之中大力推崇拜伦,在社会行为举动上极力追捧拜伦.在他身上,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拜伦被符号化了,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象征符号.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激励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奴役的《哀希腊》诗不啻于一篇讨伐外族侵略者的战斗檄文,对于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而言,具有普适的借鉴价值与鞭策意义,故而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被有志之士不断译介.其中,民国初年远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继晚清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译介之后,也在拜伦的译介史上增添了浓重的一笔.留美期间,胡适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目标是做国人的导师,引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航向,再造中国的文明,建立民主自由国家.把胡适1914年翻译拜伦《哀希腊》的事件置放在他爱国思想体系的坐标中进行定位,清晰地廓示出译者胡适蕴含其中的“执笔报国”思想.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实施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在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体系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构建新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体系尤显迫切.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新体系是以近10年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基础,经过广泛调研和讨论,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依据,进行全面深入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本文从3个方面展开论述:(1)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新体系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传承;(2)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新体系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发展;(3)大学英课程设置新体系的创新,旨在构建以社会发展、院系学科建设和学生个人需要等多维度需求分析为基础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新体系.

把梁启超对拜伦的《哀希腊》翻译置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盘检,指出梁启超的翻译目的不在于诗歌艺术的审美追求,而是在于借此发表政见,并在这一目的定位下对拜伦的《哀希腊》原文进行了本土化的翻译改写,植入改造国民性的话语,充分显征了他的新民救国思想。

旅游外宣文本是一种感召功能较强的应用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商业性特点.为了彰显外宣文本的感染效果,旅游外宣文本的翻译理应观照译语读者,加以顺应性变译.本文详细探讨了旅游外宣文本英译过程中的顺应性变译操作范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一直活跃着他忙于救国救民的身影.面对列强瓜分中国之势,面对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民众,他赤诚的爱国之心让他一直怀着救国的梦想,并不断地探索着救国之道.作为主张通过维新变法实施救国方案而未能达到预期救国目标的失败者,他流亡到当时明治维新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迈上现代工业文明道路的日本,在这块为他提供了分析天下形势、阐说政治观点、宣扬革新思想、重新盘点救国路径的异域土地上,他的救国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

苏曼殊是晚清第三大翻译家,其名仅位于严复和林纾之后.把苏曼殊的主要文学译介活动置放在宏观社会环境之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苏曼殊主要是以文学翻译行为为依托,来表现他的革命之心和爱国之情.苏曼殊的小说翻译旨在唤醒国民,实现革命启蒙;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翻译旨在谋人家国,催生社会制度变革;印度文学翻译旨在输入革命话语资源,推翻封建专制.他以翻译针砭时弊,激励民众,宣传革命,实现民族救亡,从而表征出鲜明的“借译载道”的价值取向.

态度是行为的决定因素,能对行为进行解释、预测甚至控制.在翻译活动中,认真负责的态度既是对译者提出的要求,又是决定翻译成败的一项重要心理因素.翻译是特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一种基于原文的再创作行为,这种艺术再现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再创作态度,它能够指导并决定译者的翻译行为.要想培养严谨的译风,提高译者的素养并改善翻译的质量,最根本的是要从心理上端正翻译态度,从而更有效地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

翻译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结果,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译者的思维活动.任何的翻译活动都不是依靠单一的思维方式来完成的,而是不同思维形式通力合作的结果.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现活动,是译者从事的一项更为复杂的脑力劳动,要求译者具备文本再创作的一切思维能力和更高级的思维转换能力.文学翻译再创作实践中的技巧与方法,实际上就是译者艺术思维的技巧与方法.本文尝试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艺术思维的过程,并分析译者在再创作活动中所独具的艺术思维能力,从而进一步丰富文学翻译这一再创作现象的规律.

根据语言的功能构建了大学英语教育期望层级模型,分析了由低到高四层教育期望——语言期望、知识期望、思辨期望和情感期望,并探讨了大学英语教育期望的实施路径,力图把语言学习与知识增长、思维训练及情感发展融为一体,实现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文化载体、思维外壳和情感媒介的功能.

近代中国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华民族遭遇到空前的灭顶之灾,民族救亡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面对深陷危机之中、遭遇着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和昏庸无能的封建帝王腐朽统治的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意识与自我期许,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天生就与政治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一度饰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角色(1).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使之摆脱危亡的境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长诗《唐璜》(Don Juan)中的片段《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2)由于其高度的思想性和革命性一再得到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胡怀琛、王独清、闻一多等中国近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们的重视,被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中不断本土化译介,屡译不倦,并且《哀希腊》的“哀”字结构式标题被知识分子们不断征用,用作创作或仿作的标题,指陈时事,言说政治理想,演变成拯救民族危亡、助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符码.

本文以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为视角,透视近代中国翻译家马君武的译材选择行为.无论是他的民主革命者的译者惯习让他青睐能够起到救亡醒世功能的当译之本,还是他的思想启蒙者的译者惯习让他垂青能够发挥启民益智作用的可译之作,抑或是他的民国政府重臣的译者惯习让他偏爱能够促进国家实业发展的“致用之学”,都征显出他通过翻译活动下意识地参与救国与建国的宏伟大业.正是这个有意识的参与过程,投射出他的“以译报国”的译者主体性指向,构建起他的翻译主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