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经济如何顶住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当前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从资本抓起。提振信心的核心问题是抓住资本从资本抓起，也是当前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精神的重要方面。要给民营经济鼓气，顶住社会上那些要动摇民营经济的声音。从提振信心这个角度看，核心问题是抓住资本。资本问题解决了，对推动劳动问题、就业问题，包括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下滑等问题都会有帮助。

资本市场里的确存在着财富的再分配,股市既然是支撑经济的支柱,也理应是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地方,理应旗帜鲜明地改善和增强股市的赚钱效应.振兴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任务目标就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打造健康增长的"慢牛"态势,像现在3000多点的点位,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同国际经济环境对比,同我们自身的历史发展对比,抑或是面对未来解决化解主要矛盾的历史重担,都是不够的.

1990年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成绩显著.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优化整体资源配置、完善金融体系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企业一旦上市,股价爆炒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也催生了一批企业和背后的股东铤而走险,甚至通过欺诈发行来谋求上市,本身并不符合上市条件.也有一批企业由于后期受国家政策、行业波动、管理团队能力下降、企业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并不符合继续公开交易的条件,但仍采用各种会计手段维持上市公司的地位,甚至配合资金继续在资本市场"圈钱""割韭菜".

在建党100周年、"后疫情"时代、中美博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时间节点聚合下,"十四五"规划的方向和推进非常重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坚持中国发展模式,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有其重要特征: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有为政府引导、指导、服务市场;第四,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包容其他多种形式资本的现代公司制.

2021年11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康美药业因年报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康美药业5名独立董事也被判承担5％—10％的连带赔偿责任,涉及连带赔偿规模共计约3.68亿元.证券监管部门处罚造假行为可谓正本清源,赢得广大投资者叫好,但是领较少薪水承担较大责任,独董判罚案甚至引发"独董离职潮".独董承担巨额惩罚不能简单认为是个人品质、决策能力问题,而是我国"独董不独"的制度牺牲品,康美案件以及后续的独董事件,不应该成为短暂热点,而应该引起大家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思考.

2021年是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关键之年,按照整体进度安排,必须年底完成总体规划的70％.在经营性国资统一监管和组建"三类公司"的背景下,探索"三类公司"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组织模式和经营模式,应作为当前深化国资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作为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重要内容展开了详细论述和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自2020年起,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作为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蓝图,也提出要继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兼顾国有资本和私有化民营资本两方面优势,是深化国企体制改革的有利探索,目前三年已过半,从快速推进到打牢基础,这一过程中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的风险控制,重视合规运营机制建设.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然而,2020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着内部增长下行压力大、外部经贸摩擦风险依然存在的双重压力.在这一背景下,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伴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国内金融和经济风险都在进一步加大.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提出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A股牛死了,还是"牛"死了?这是最近一次腾讯对话节目中管清友问我的问题.伴随着中国本土疫情的基本控制,经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但是本该作为经济晴雨表的A股市场在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上行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区间震荡的态势.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科创板减持潮的到来对市场又带来冲击,"我们是不是又要被割韭菜了?"近期面对A股市场的震荡,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疑问.很多人开始疑惑,A股的上行能否持续?中国股市究竟往哪走?这牵动着广大股民的心.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2020年是实现国企与国资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开局之年,关键是要解决当前国资改革中的困惑,走出误区并探索创新模式。传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微观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资改革应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管理方案设计,这既是构建竞争中性营商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指引下国资改革引向深入的必然选择。总结国资改革30年来的困惑和误区,中国国资改革关键在于把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载体实现创新性结合,构建三层次国资管理体系,让国资委作为营利性国资的统一监管者,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将国家战略运用于国有企业中,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大变革。</span>

中国南方地区东西部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带来了用电产业结构的差异,西部地区一次能源储量丰富,东部地区装机无法满足用电需要,天然地形成了"西电东送"的现实需求.这种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和资源之间的互补特性,对进一步加快区域电力市场建设,促进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出了要求.伴随着2015年电改9号文发布,中国电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加快,2016年南方电网公司所辖区域,广州、贵州、广东、广西、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相继挂牌成立,当年4月实现了首次线上交易.目前,广州交易中心负责跨区跨省交易,各省交易中心负责省区内交易.

回顾2018年,中国的整体金融形势仍然延续了党中央防控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加强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过去两年的金融逻辑具体围绕四个风险引爆点的纾解展开,即规模庞大的资产管理业务、游离于监管体系的影子银行、以信贷为主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和私人背景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经过上一轮整顿,基本清理了不合法的互联网金融,规范了不合规的影子银行,调整了不合理的金控集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Since 2017,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a policy signal to continue to expand opening-up of finance, in which the banking sector cancell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shareholders.However,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onu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on of risks under the opening-up conditions.Looking back on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opening-up of banking at domestic and abroad,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opening-up does not pose substantial risks to financial security, bu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opening-up policy, a "second line of defense" should be built such as the security review mechanism.Looking into the inside system, the superposition of banking risks can trigger the Minsky moment.Thus, strict control of shadow banking requires the banking sector to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stable operation level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systemic risks.

2016年底,南方电网公司提出了"一主两翼,国际拓展"产业发展布局,其中"两翼",即左翼的城市综合服务业务和右翼的金融业务,明确把发展综合能源服务板块业务作为重要转型方向,并在发展之初提出了全网综合能源业务下沉的战略部署.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公司的综合能源业务找准了发展定位、明确了发展方向、推动了发展实践.两年多来,南方电网公司上下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千帆竞发的蓬勃景象.

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介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时,提出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出现所引发的剧烈调整.2018年开局,中国经济延续回暖态势,增速仍维持世界前列,然而长时间的经济顺周期下,杠杆过度累积,一旦超过收支不平衡点,就会引发整体资产价值崩溃.除了谈到“明斯基时刻”,在2017年10月15日的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周行长又明确归纳中国目前金融风险的四个引爆点,即规模庞大的资产管理业务、游离于监管体系的影子银行、以信贷为主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和私人背景下的金融控股公司.而2017年11月17日,“一行三会”和外汇局联合颁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

今年3月,证监会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当月沪、深交易所分别就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并体现出将要担起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策主体责任.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其目的是保持证券市场的总体质量,把不合格的上市公司暂停、终止上市,最终淘汰出局.通过吐故纳新的动态调整过程,为证券市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此次修订,两大交易所的重点都放在了打击上市公司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等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上,对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判断标准、决定主体、实施程序以及相关配套机制做了具体规定.

2017年,证监会明显采取了收紧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的做法,这是为应对过去两年来再融资远高于新股发行的情况.一方面,2月份出台的再融资新规及5月份出台的减持新规对企业增发融资进行了限制,另一方面,9月8日证监会将可转债的资金申购方式改为信用申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转债渐受企业青睐,但是可转债发行中,大股东可以凭借优先配售制度,获得可转债份额,且无锁定期等退出限制,从而拥有了比增发更便捷的筹措资金通道及快速获利变现的手段.

1988年,为加强国有资本所有权管理,国家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三十年来,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和难点,构建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还必须要走出以下误区: 一是未明确各级国资委法律属性和统一监管者定位.《国资法》仅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没有从法律上明确提出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

因流动性不佳,大量企业摘牌,市场各方信心不足,目前我国新三板市场发展遭遇了历史性瓶颈.本文分析了新三板困局背后的六大失衡现象,并为其脱困提出建议,认为新三板建设需要系统性思维,与主板市场的合作需要有更为明确的路径,在充分利用社会其他资源方面也需要从交易制度和资金来源上找出路.

在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作出题为《适应新常态聚焦供给侧坚定不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讲话,介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包括深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管资本为主,坚决转变国资监管职能等.虽然肖亚庆讲了很多国企改革方面的内容,但是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两个关键词:治理、创新,其中治理是规范问题,而市场化才是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