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蔓延,已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为轻型、普通型,预后较好,但有研究显示约10％～29％的患者出现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为特征的严重临床肺部症状[1-2].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多数伴有ARDS,其病情进展迅速,在症状出现后8～14 d左右进展为ARDS,从入院至进展为ARDS的时间最短为2d[1].

胸腔积液(PE)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可分为漏出液和渗出液;最常见的渗出性PE病因为结核病、恶性肿瘤和肺炎,三种病因占所有病例的55％[1].进一步区分PE尤其是渗出性PE的病因是临床诊治的焦点和难题,常常需要通过其他有创性检查如胸膜活检或胸腔镜检查,但是其阳性率及并发症的发生率依赖于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且在病情危重者难以进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标志物展现出对PE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潜在价值.本文总结常见的渗出性PE病因的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众所周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的肺部结构和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效果均存在明显异质性[1].例如,具有相似程度的肺功能损害的个别慢阻肺患者在症状,运动能力和急性发作风险方面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此外,这些患者在实质损害和气道异常的程度上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异.最后,慢阻肺的病理决定因素通常位于周围肺部的静默区域,它们可能会进展缓慢而未被发现或被错误地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直到疾病相当严重.作为慢阻肺的诊断,肺功能测定是一种可靠,简单,无创,安全且不昂贵的方法.但是仅仅依靠使用肺活量标记物来诊断和表征该疾病,限制了我们对慢阻肺的深层次的了解以及对该病的个性化临床管理.目前医学成像在慢阻肺的管理中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影像学检查并未改善晚期慢阻肺患者的预后.但是,它可以提供信息以增强诊断,推进个性化疾病表型以及协助评估对治疗的反应.在这篇综述中,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在慢阻肺诊断,疾病评估、预后,治疗选择中,使用常规医学成像,以及新兴的分子成像技术,如何增强这些常规工具并可能改善以患者为中心的结果.

维生素D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激素,除了作用于肝肾组织及甲状旁腺、骨组织的维生素D受体发挥调节钙磷代谢的经典效应外,其也与代谢综合征、心血管事件、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肿瘤、肺部疾病等相关[1-2].研究发现[1,3]维生素D缺乏小鼠肺组织的维生素D受体mRNA表达增加以提高维生素D生物利用率,各类免疫细胞上也存在维生素D受体,从而对呼吸系统疾病发挥作用.有文献报道 [2,4-6]通过补充维生素D从而改善了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等多种肺部疾患,但其有效性及具体治疗剂量疗程仍有待更多的研究.本文总结近年来维生素 D与呼吸系统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为未来治疗提出新思路.

肠道微生物谱的构成与呼吸系统疾病存在密切关系，影响肺部的免疫反应强度，肠道微生态失衡及肠源性内毒素的释放，均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目前，肠菌移植在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总结肠道微生态、肠菌移植与呼吸系统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并提出新思路。肠菌移植在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上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