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制度,以保持自己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中对中国的管制措施历时最长.为适应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我国不断突破技术管制的封锁,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脚步,甚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本文从西方维护经济、政治、技术安全等视角,以时间演变为顺序,研究西方国家及组织对中国进行技术出口管制的原因及特点,以及中国的应对举措及成效: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实施科技发展战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利用国家力量;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多方位与世界接轨.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在政府的一系列创新政策下逐渐萌芽并向前推动的,政府政策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兴产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制度化过程是怎样建立和完善的,目前的研究尚没有系统化地从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分析政策的作用机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对能动性的关注过于狭隘,缺少对不同情境下的制度创新的系统对比.谢青博士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制度化过程研究》一书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完整深入的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从而为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