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个确立"写入党的决议,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最关键的成果,是对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深刻昭示的积极回应,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统一,是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成熟的重要标志,不但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开好党的二十大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清、讲透"两个确立"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让"两个确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觉采取的思想方式和实践方式,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头等重要使命.

一 问:抗美援朝时期,很多文艺工作者亲临前线,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请您详细点评这些作品,并且谈一谈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可以吗? 答:抗美援朝文学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从空间看,它波及全国,参与创作的,不仅有作家、记者,还有万千普通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志愿军)指战员及海外华人;从时间看,它从抗美援朝前夕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还将持续下去.从文学样式上看,有小说、散文、特写、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戏剧文学、影视文学、诗歌、快板诗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体裁,可谓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一 近年来,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经常会有老师和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自信是否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灿烂群星、文化蕴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响如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种文化自信是怎么来的?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即"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也就是"两条线索"的中国近代史.这个观点是需要予以详细辨析的.

一 文化自信,就是对于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感.大凡行为主体都有一定的文化,也都有预定的行为目标.当一个行为主体求实地认定自身拥有的文化能够保障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信.近年来,我们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说要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拥有的文化是先进的,是世间罕有的好东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血战湘江》(八一电影制片厂、河北影视集团联合摄制)的上映,感动了人民子弟兵,感动了亿万热血青年,感动了全中国. 影片以我党我军历史上失败极为惨重的湘江战役为题材.这种特定题材的选择,决定影片在审美规范上必定是悲剧性的.但是,如果只是展示失败而不给人以力量和信心,就不能说是悲剧,而只能说是惨剧,同时也不符合红军长征历史的本质方面.实现悲剧的艺术逻辑和长征的历史逻辑的统一,是这部影片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的奥秘所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即使建造再多的"飞地",即使这些"飞地"已经达到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2000年,我随《求是》杂志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途经奥地利时,曾去过萨尔斯堡附近的一个农村.那里的农舍虽然相当分散,但是一滴污水都不会排进村前的湖里.我们到时,几个农民正身穿潜水衣,在湖里打捞啤酒瓶之类的垃圾.当时,我曾感叹道:哪一天我们中国80%的农村有了污水处理设施,就算是真正实现了现代化.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竞相绽放,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汇成一支牵神动魄的交响曲,这是电视连续剧《海棠依旧》中一再出现的画面.剧中的周恩来说:海棠花质朴而不失艳丽,它们很团结,所以生得很茂盛.很明显,这里的海棠花已经与神仙、贵妃,与断肠、思乡之类的传统寄托无缘,而被赋予一种崭新的意蕴.正是这一意蕴,成为我们把握编导创作意图、探究人民总理精神本质的一把钥匙.

算来陈涌离开我们已有半年多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每逢此刻,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3月上旬,祝东力同志曾用短信通知我:今年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30周年,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又让我想到先生,于是用短信回复:整理一下你们的第一任主编陈涌先生给我的信吧.东力回复:很好. 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好收藏的人,但是先生的信却是我非常珍惜的.翻开那一张张已经发黄或变脆的信纸,重读那一行行熟悉的笔迹,一幕幕往事像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一样掠过我的心头.

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多数作家、学者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产生了不少优秀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也在滋长蔓延,其主要表现是:"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1]只有彻底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才能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

《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是忽培元为马文瑞写的传记.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作为这个出版座谈会的主办单位,是理所当然的.传主马文瑞是我们素所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忽培元是不可多得的红色作家,又是我们研究会的副会长.为这样的红色作品鼓呼,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份内之事.

必须老老实实地向老师和同学们交底:我从未参与过高校文艺理论的教学,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了解到一些情况,所以对于端正高校文艺理论教学方向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在座的曹桂方、董学文、曾镇南教授,才是真正的专家.至于我呢,就是一块砖,你们的党委书记李建强教授先把我抛出来,目的大概在于引玉,引出三位教授的上等好玉.

惊闻陈涌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很悲痛!还是在春节前夕,我原本打算去给他拜年.他家里人告诉我,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又赶到医院,其时先生已听不清别人讲话,我们便用小黑板交谈.我写:"您很快就会康复,至少要活到150岁."先生虽沉疴在身,依然不改幽默、放达,微笑着在小黑板上写道:"那不是人,是妖."殊不料此一见竞成永诀,"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听到《我知道风儿朝哪个方向吹》将要出版的消息,我感到欣慰. 作者王学忠是一位下岗工人.30年来,下岗工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经历着命运跌宕的痛苦,品味着生活困顿的苦涩,积蓄着日益深重的哀怨,燃烧着富儿们不能体会的希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下岗工人都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发而为歌.从这种意义上说,学忠是幸运的,“文章憎命达”的“幸”,“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幸”,以群体痛苦为巨大代价的“幸”.

在人类历史上,专政是阶级社会的特定产物.什么是阶级?说白了就是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社会地位划分出的一伙一伙的人.在当下的中国,有人愿意承认阶级的存在,有人则不愿意.不管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是出于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考虑.比如搞“宪政改革”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愿意承认阶级的存在的,而只是讲什么“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之类,因为承认了阶级,就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样三问五问,他们的麒麟皮下就会露出为国际资本奔走的马脚,从而也就难免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冷落.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快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截至2012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共8286654个,其中私人控股法人单位6552049个,占总量的79％.对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简单化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应当给予彻底唯物主义的回答.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

谁是近代中国的破坏者? 中国有着辉煌的过去,然而在近代却遭到了空前惨烈的破坏.这到底是谁之罪?是革命者还是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的事实来回答.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到1945年,英、法、德、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小侵略战争绵延不断.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外,所有这些战争无一不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失败的结果,就是任人宰割和蹂躏.

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其西化、分化战略,除处心积虑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一步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外,还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脊梁,是中国人民创造光辉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奠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汉书·文帝纪》) 这是汉文帝刘恒于即位之初(前179年)下发的一道诏令,后人称之为"恤民诏"或"议振贷诏".大意是说,当此春意盎然之时,草木及其他生物都得以享受生命的快乐,而我的子民中家庭残缺、生活穷困的人,有的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足够的体察和重视.我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是什么感受、怎样对待呢?请你们议一议救助的办法,以重振他们的欣欣生意.

如今,我们正在奔向现代化的高起点上建设新的生态文明.身当今日之世,回顾古人在保护生态方面的所思所为,绝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今天的进步.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在生态保护上没有问题.从观念上说,中国古代也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学说.比如杨朱就说过,唯恐肚子饱了再也吃不下、精力不足不能放纵欲望,“损一毫利天下”我也不干.不过,他也没有把自我扩张推到西方那样的极端,因为他还说:让全天下的人和东西来供奉一个人也不行,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人人都不应当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