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际环境动荡加剧引发了大众对于粮食储备问题的担忧,而及时估算种植面积对于有效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考虑到粮食种植具有范围广、区域差异大的特点,因而进行面积估算时,混合效应模型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但现有文献多局限于解决有抽样单元的剩余区域的外推估算问题,对零样本量的域估计问题则鲜有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农业抽样工作时,抽样数量的设计多服务于国家或省级层面,对于人口数量较少或经济程度不发达的地区,则容易出现没有样本被抽中的情况.往往这类地区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因此忽视该类地区的农作物面积将会对我国实现农业精准监测产生显著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使用改良后的分类混合效应模型预测方法(Modified Classified Mixed Model Prediction,MCMMP),其原理可概述如下:首先通过协变量信息对抽样单元进行聚类,然后使用混合效应模型预测所有类的随机效应,最后利用待估单元所处类的随机效应对待估单元面积进行估算.为展示MCMMP的应用潜力,本文基于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下属12个镇的卫星图像已经部分测绘数据,并结合"留一法"对小麦种植面积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与现有方法相比,MCMMP具有更小的相对误差,且当感兴趣的变量为小域均值时,如村或镇范围的平均土地面积时,MCMMP依旧表现最优.
在详细讨论评价指标选择及测度问题基础上,选取5个方面19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高维标度分析构造新的评价方法 ,对中国八大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用熵权耦合协调度、等级相关系数等度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各项排名的一致性,并构造多维基尼系数、修正变异系数等测度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总体来说,中国经济正朝着量质双升的方向发展,但区域协调性、均衡性明显不足.东部沿海整体水平较高,各方面发展相对均衡;南部沿海在创新驱动方面协调不足;北部沿海在效率提升方面有待于加强;长江中游整体进步,经济差距较小;黄河中游发展参差不齐;相对而言,东北整体"倒退",在经济增长方面"下滑"更为明显,在效率提升方面明显欠缺;大西南和大西北发展明显滞后,区域内部协调性、均衡性均较差.基于高维标度分析构建的新的评价方法 简单有效,适用于多种数据类型,尤其是小样本数据,构造的地区差异测度适用范围更广.
在经典随机前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随机效应与群组效应,构建出一个真实随机效应共同随机前沿模型,可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将决策单元的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为组间技术差距与组内技术效率.基于极大模拟似然估计法估计模型参数,使用Halton序列缩减模拟抽样量,并结合KNN算法预测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模拟实验结果表明,模型参数估计量与技术效率预测量的精确度显著高于经典模型,且会随样本量扩大而不断提升.实例应用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存在个体效应和群组效应,造成东中西部技术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间技术壁垒阻碍了先进技术的自由流动.
本文基于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能力、数字产业规模和数字技术应用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接着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采用传统Markov链方法及空间Markov链方法进一步分析动态演变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差异较大,两极分化和发展不协调的现象突出,呈现"东高、中西低"的分布格局,动态演变受相邻区域空间滞后项类型的影响.
本文以单指标分位数模型为基础,将传统的一元响应变量拓展至多元,并针对面板数据,提出了多元响应面板单指标分位数模型.该模型嵌入了个体属性,表现为回归系数与个体有关,以此刻画总体中个体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为识别潜在的同质性结构和估计模型系数,建立了一种"四步"方法,包括估计个体系数、依据该系数估计值采用聚类方法识别同质性结构、构建信息准则确定同质群体数目,以及基于同组个体得到群体系数估计值.数值模拟发现本文所提方法的估计偏差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对同质性群体的成员及其数目的估计也较为准确.另外,基于提出的模型研究了 48个国家1971-202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测度了年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年人口增长率和商品贸易占GDP比率这三个指标对不同国家群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本文所提模型及方法可以为识别其他类似模型的同质性结构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国273个城市面板数据,系统剖析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制度环境的补偿机制.研究结果 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扭曲要素配置与破坏制度环境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抑制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渠道.同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存在多维空间异质性,其负向作用效果在中西部城市、非中心城市以及高保增长压力城市表现的更为突出.此外,引入制度环境变量的门槛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对城市创新的负向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补偿机制,随着政治、金融以及法律环境的逐步完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作用力度将会弱化.
为提高用户通过在线问答平台获取知识的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回答质量的用户排序方法.该方法利用XGBoost模型对与用户回答质量相关的属性进行赋权,改进了传统的点级排序学习方法.模拟研究表明,新方法相比于逻辑回归、基于熵权法改进和基于随机森林改进的排序方法,可以得到更准确、更稳定的结果.进一步将该方法应用于"知乎"平台,发现新方法不仅可以优化用户排序结果,而且可以帮助平台据此进行环境治理,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空间变系数模型是一种研究空间非平稳数据的有效工具.本文介绍了空间变系数非参数回归模型,研发了的一种基于二元惩罚样条逼近的分位回归估计方法,该估计方法不仅可以处理具有复杂边界、不规则形状的空间区域,而且还展现出不同分位水平下的解释能力.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下,分别给出了所提出估计量的理论性质,即收敛速率和渐近分布.对于参数的估计过程,提出一种基于交替方向乘子(ADMM)迭代算法实现模型的求解.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估计方法比均值意义下更稳健.最后,利用我国空气质量实际数据说明该模型及估计方法的应用价值.
为更好地刻画金融市场收益率数据的尖峰厚尾带偏特征,本文将广义正态分布推广为非对称广义正态分布,给出该分布的三种表达式和概率性质,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和小批量梯度下降算法进行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针对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SSEC)的日收益率数据集,对比分析非对称广义正态分布及其3种退化分布的拟合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非对称广义正态分布更好地拟合了 日收益率数据的尖峰厚尾带偏特征,在金融市场数据建模中具有较好应用价值.
本文研究了基于不同波动率预测模型预测收益误差的波动率,在交易成本影响下的动态最优策略应用到商品期货的表现.将等权重策略作为本文模型的基准模型,分别使用样本协方差、GARCH型波动率模型和精度矩阵模型进行对比,并且比较不同向前预测长度的波动率预测策略的表现.在本文通过夏普率、净夏普率、以及换手率等策略评估指标来评价策略的表现.研究发现:向前预测长度对最优策略的表现影响不大,不同的波动率预测模型的策略表现差异很大,选择合适的波动率模型能带来超额收益.具体而言,样本协方差因相对较低的换手率表现较为稳定;从夏普率和净夏普率表现来看,应用不同波动率估计模型的最优策略均由优于等权策略,Efron等(1976)[1]提出的对精度矩阵直接估计的估计量表现优于样本协方差矩阵估计和其它波动率估计模型.
在社会学、心理学、保险学和流行病学等学科中,研究人员经常利用类别变量来研究现象的分布特征或者因素之间的关联.本文提出在类别变量的研究中存在一类不完全分类数据,其观测数据的似然函数具有广义狄利克雷型分布的形式.首先,利用EM算法和一种新的基于共众数思想的优化方法计算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其次,在贝叶斯分析中,建立新的结合等高共众数方法的采样重要性重抽样算法来实现广义狄利克雷型分布的有效后验样本抽样.并将所提出的方法用于两组实例数据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了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一般的不完全分类数据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本文基于融资融券制度实施检验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大股东退出威胁会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分析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影响机制发现,其能有效缓解两类代理问题进而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且该影响效应在管理层持股时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越多或为机构类型时表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具体细分机构大股东类别发现,保险和投资或咨询公司大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从投资水平和创新角度检验发现,大股东退出威胁基于损失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会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而提升整体投资效率,特别是对较高风险和较长周期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区分市场对股价信息的反应程度发现,抑制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更显著;考虑上期企业业绩情况,发现相比上期业绩下滑的样本,上期业绩上升样本中的外部大股东更倾向于支持管理层和控股股东选择较为稳健的经营决策,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研究对企业优化股东构成以及融资融券的扩容具有一定启示.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及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中心的"五通指数",对中国-东盟贸易的"五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其一,顺畅型"五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良好型和潜力型"五通"的政策效应差异并不显著.其二,"五通"结构性差异的异质性效应主要产生于顺畅型内部,而在其他类型中异质性并不明显.最后,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贸易伙伴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对贸易的不利影响.严谨的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确保了本文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家庭收入和医疗保健一直是备受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本文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部分数据,构建非参数逆概率加权分位数回归模型,旨在通过原理简单、易于实现且统计性质(尤其是无偏性)良好的非参数逆概率加权法,解决因变量和自变量均存在随机缺失的问题,研究中老年家庭收入与医疗保健问题,以期为推动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全国人民消费结构、提高中老年群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提供一定借鉴.
本文基于2011-2020年金融科技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指标;利用沪深两市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基于DCC-GJR-GARCH模型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指标.然后通过TVP-VAR模型,在控制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金融市场变量的条件下,研究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时变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金融科技发展初期,金融科技发展会增大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科技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发展会降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通过对金融机构进一步分类实证,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更显著.
This paper focus on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MD&A),uses its tone as the textual feature 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annual report MD&A tone and the listed companies’ future performance.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this paper employs the MD&A text data over 20,000 annual reports of A-share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7 and the ’bag of words’ method to build a special emotional dictionary in the financial field.Meanwhile,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heterogeneous panel regression model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Through classifying the companies into 73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CSRC) sub-industries,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D&A tone on the company’s future performance is discussed.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D&A tone has generally a strong impact on the futur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That is,the MD&A tone has an information incremental effect on the company’s future performance.From an industry perspective,not only this information incremental effect is significant,but they are different with the each industry,that is,the information increment is heterogeneous;then the amount of tone information is affected by the company’s information asymmetry.In general,the opaquer a company’s information is,the more information the tone of its annual report has.
本文提出了一个可以用于函数型数据独立性检验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把函数型数据独立性的检验转化为向量型数据独立性的检验.为此所有适用于向量型数据独立性检验的方法都可以通过本文的方法用于函数型数据独立性的检验.该检验方法操作简单,而且在检验函数型数据的独立性时有更多选择.模拟显示,在某些情形下,用本文方法选择合适的独立性检验工具,相比选择那些只适合函数型数据的独立性检验方法,比如,距离协方差和球协方差,可以显著提高检验的功效.文中还给出了 一个实例分析展示了所提出的检验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Tak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echanism implemented in seven pilot provinces since June 2013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and an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with the listed enterprises of pilot industries as the 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2011 to2018 to study whether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echanism improve the enterprise value by promoting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o as to test whether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is successful in China.It is found tha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echanism cannot promote the listed enterprises in pilot areas to improve the enterprise valu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us achieve the porter effect.The regional test shows that the porter effect can be realized only in Beijing,but no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The low carbon price caused by excessive initial quota allocation is the main reason.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improve their value throu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选取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14个系统性风险的代表性指标,首先运用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指标的因果关系,然后分别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利用主成分分位数回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单个系统性风险指标中,机构极值风险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金融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指标在下尾分布拟合效果最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不能起到稳定器效果,其对系统性风险加剧有助推作用,同时系统性风险的上升也会倒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
中国在2020年基本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性目标后,反贫困战略将主要围绕减少长期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展开.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相对贫困的治理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HLM)探究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并选取城镇化水平作为衡量地区差异的层-2解释变量,通过理论与实证均验证了其在减贫过程中发挥着跨层中介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作为层-1解释变量对缩小相对贫困有直接的显著效应,而城镇化作为层-2中介调节变量带来的负面效应抑制了财政支农支出减贫的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等正向外部性,会更多的惠及贫困人口,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从财政支农支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看,减贫效果呈现从东向西递减趋势.因此,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不仅要抓住二三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带动更多的相对贫困人口就业,更要警惕其带来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可能,这就要求政府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要更加精准化和效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