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经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经济差距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市经济差距,且地理区位和制度环境会诱致该平衡发展作用产生异质性;创新创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市经济差距具有中介传导作用,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市创新创业,间接缩小城市经济差距;要素集聚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市经济差距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人才、资金和技术集聚程度提升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的平衡发展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场景、加快以区域一体化为核心的制度创新等政策建议.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小规模、沿海区域及低市场化程度城市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要素结构错配、前沿数字技术追赶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全面深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点布局、推动城际数字经济联动格局建设、统筹构建城际数据统一要素市场的政策建议,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国际数字价值链地位提供新思路.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基于2009-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通达性的改善对我国城市空间效率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通达性的改善能够促进城市空间效率提升,且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与资本的集聚,促进城市土地要素的有效利用;(2)城市通达性对城市空间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大于通过要素集聚作用于城市空间效率的间接促进作用;(3)分城市规模和经济禀赋来看,城市通达性的变化对大规模城市和贫困地区城市的城市空间效率影响程度分别大于对中小规模城市和非贫困地区城市的影响程度.因此,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间互联互通,激发要素集聚的中介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城市高效率发展.
在理论阐释对华出口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的基础上,以美国高技术中间品为例,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抑制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该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通过降低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率与提高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扩展分析发现,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相较于高技术创新企业,美国对华出 口管制对低技术创新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削弱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不断扩展经贸合作范围,加深与其他进口来源替代国的经贸联系,从而削弱美国对华脱钩的不利影响.
基于2013-2019年中国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负担通过强化企业的节税盈余管理行为促进了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企业调整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收负担引致的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为.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税收负担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机制,为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为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实践建议.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金融如何影响我国粮食体系韧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粮食体系韧性,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粮食体系的韧性有着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支持、金融监管能够显著增强数字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的效应.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针对粮食体系韧性变化特点,充分释放数字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的潜力;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特点,因地制宜地扶持数字金融发展;适度、有效监管,科学引导数字金融发展.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两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一阶差分模型,从土地转入户的视角考察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业补贴改革显著促进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改善;从内部构成来看,农业补贴改革对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业补贴改革通过促进农户扩大土地转入规模、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改善粮食生产效率.(3)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生产效率的改善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经营规模大、流动性约束强以及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对农业补贴改革的反应更为敏感.研究发现有助于厘清农业补贴改革与粮食生产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完善现行农业补贴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年鉴数据,经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在全球价值链与工薪差距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高又会扩大工薪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展混合贸易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开展一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不影响工薪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将缩小工薪差距重点放在提高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上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2-2020年全国2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低碳城市建设对包容性低碳增长的影响,并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包容性低碳增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建设影响包容性低碳增长中具有中介作用,市场化水平在低碳城市建设与包容性低碳增长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均能对包容性低碳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低碳城市建设释放包容性低碳增长动能,以绿色技术创新筑牢绿色低碳增长基底,以市场化手段增强低碳城市建设成效等建议,以更好实现包容性低碳增长.
基于2004-2020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在运用替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验证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明显U形中介效应,即当金融集聚程度较低时,可能会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抑制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从而降低城市经济韧性;随着金融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韧性强劲城市、经济韧性优良城市、经济韧性一般城市、中规模城市、中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样本中,创新创业活跃度在金融集聚驱动城市经济韧性中的U形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培育金融创新源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和着力打造梯度韧性城市,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所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对企业技术水平的作用机理,依据2009-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DID经验验证了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支持产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增加了企业对先进知识的发现、获取、转化和运用能力,这加强了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带动周边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上述结论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助于企业将先进技术"引进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且能够促进企业吸收高技能人才,有效运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2004-2018年285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率及分解指标,运用Tobit-DID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评估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对城市GTFP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水平,但考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后,与城市GTFP增长率呈现显著负向关系,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开发区的污染企业数量和规模上升加剧了城市的污染排放,是制约城市GTFP增长提升的主要因素.受持续时间和核准面积的影响,开发区企业规模增长对城市环境污染具有门限效应.持续时间越长、核准面积越大,区内企业规模增长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越大.因此,应适当提高开发区环境入园门槛,建立污染企业淘汰机制,加快推进开发区绿色改造,以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增长.
以2009-2018年资本数据为基础,采用改进后的资本流动模型编制省际资本流动表,在资本要素基础上嵌入劳动力、技术、数据和土地等要素的交互作用,采用二次指派模型(QAP)从区域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中国省际资本流动与地区创新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省际资本流动表显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资本流动偏好明显不同,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的递减趋势.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为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的资金相互往来,大部分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较为偏离资金流动磁场.QAP回归结果显示,资本流动偏好差异与区域创新差异相关联,在资本流动第一偏好的东部地区,资本流动对创新差异的影响不明显,在其他地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加入其他市场要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资本要素是影响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是影响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
基于2006-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实施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市电商化转型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转型对当地劳动就业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电商化转型通过企业创业活力提升和企业绩效表现改善两个渠道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进而提高了劳动力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分部门来看,城市电商化转型对当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就业水平提升更为明显;分地域来看,城市电商化转型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际互联网用户规模以及电信业务量较大城市的劳动就业促进效应更大.结论对理解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形态稳定就业和助企纾困解难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
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国家"五年规划"中体现的产业政策支持为起点,探究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政策支持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政府补助、税收优惠路径传导,而非银行信贷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路径下企业创新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短期消极影响,但税收优惠和银行信贷路径有助于企业创新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中更强.研究拓展了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策略影响的研究,也为我国"有为政府"完善产业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政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