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产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2011-2021 年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将中国地级市产业集聚指数匹配至企业层面,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集聚程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产业集聚程度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ESG表现正向调节二者关系.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和东部地区显著,但是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边际贡献更大;产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环保重点城市显著而在非环保重点城市不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显著.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高技术行业显著.研究为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企业有效利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流动、企业合作等机遇,提高自身绿色创新水平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寻找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依据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构建评价体系并通过熵权-TOPSIS法测度分析,随后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不同类型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且在考虑稳定性检验后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结果表明:中国省份间新型城镇化发展极不均衡,研究期内整体呈现M型发展态势.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下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差异,生产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稳定和显著.控制变量显示,人力机制、市场机制等均对新型城镇化能够产生显著正向效应,而内在机制表现为显著负向作用.中部地区估计结果与其他地区有所差异,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将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负向效应,这更多缘于环境规制政策治理倾向及新型城镇化内部子系统层要素扭曲等问题,但生产技术创新却表现出强劲动能.本研究指出,新时代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应密切关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差异性作用,这将有助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
基于2006-2021 年上海大都市圈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并从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视角,探究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直接影响,可以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在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过程中,金融集聚起调节作用,并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当金融集中度超过3.330 1 时,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就开始减弱.产业结构在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研究结果有助于为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加强科技创新投入并引导金融业合理健康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选取2012-2021 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零售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零售行业企业的财务绩效;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集成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加供应链集成来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即供应链集成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并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零售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更加明显;与大型企业相比,零售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中小型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更加明显;最后,对未来零售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数字化时代,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企业创新能力是当今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业迈向现代化、数智化的必由之路.以2013-2021 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测量数实融合程度,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考察了企业数实融合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实融合程度越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就越高;在异质性检验中,数实融合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与突破式创新相比,数实融合对企业渐进式创新作用更强.可见数实融合的实施具有规模效应,也是企业发展核心能力、突破重大创新成果的关键路径.研究为企业数实融合提供了策略和方向,为企业提升创新产出提供了新思路.
如何基于ESG理念重塑企业价值观念与行为进而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逐渐成为业界重点关注的议题.以2013-2021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商业信用融资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从价值创造结构来看,ESG责任履行对股东财富、政府税收、员工薪酬以及社会捐赠而言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ESG责任履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债权人的利息收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中,企业股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发挥调节作用,民营资本占比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强,ESG责任履行对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越强.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为企业引入ESG 管理理念,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旨在研究平台型领导对新经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进而为新经济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建议与指导.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将心理安全感、边界跨越行为与创新氛围引入到平台型领导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框架中,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 247 份有效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与Bootstrap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型领导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与边界跨越行为分别在平台型领导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二者在平台型领导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创新氛围在边界跨越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创新氛围在平台型领导、边界跨越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创新氛围在平台型领导、心理安全感、边界跨越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链式中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为新经济企业如何利用平台型领导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提出了相关建议.
随着信息化对企业带来竞争力的提升被广泛认可,物流企业也逐渐转向信息化发展模式,但物流企业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落后.为了解影响物流企业采纳信息系统的诸多因素,针对性地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系统采用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D&M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与匹配理论为研究框架,结合可供性理论和技术接受理论,从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3 个维度来分析物流企业信息系统使用的影响因素,以及对物流行业员工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关联性、持续性、可见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的采纳有正向影响,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的采纳对物流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以创新来驱动经济的增长,从而激发城市主体的竞争力和活力,这是我国实现经济高品质发展的核心目标.利用2010-2021 年长三角城市群26 个城市的数据,选取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城市创新能力和政府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把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城市人口规模的代理变量,通过研究城市人口密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城市人口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城市规模的过程中,加入了省会城市这个调节变量,分析省会城市和政府创新投入的交叉项及省会城市和人口密度的交叉项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创新投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关系.
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导下,我国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日益受到学术和实践界的关注,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高管作为企业的重要决策者,在绿色创新决策中的态度和行为至关重要.以重污染上市公司2011-2021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的数字技术对企业的策略性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增强高管的绿色认知与意识,从而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数字技术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公众环境关注度和高管金融背景均对数字技术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以重污染企业为例,探讨数字技术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从"高管绿色认知"的角度揭示这一作用的内在逻辑,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为了探索企业跨境数字并购的驱动路径,使用fsQCA和NCA方法研究制度、产业和组织层面的6 个前因条件间组态效应对企业跨境数字并购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不存在单一条件为企业进行跨境数字并购的必要条件.其次,存在5 条路径可以推动企业进行跨境数字并购,可命名为非正式制度距离和行业相关性支持下的硬实力辅助驱动型、行业相关性羁绊和非正式制度距离支持下的软硬实力驱动型、正式制度距离和行业因素支持下的软实力驱动型、非正式制度距离和行业相关性支持下的硬实力主导驱动型、东道国行业数字环境羁绊和非正式制度距离支持下的软硬实力驱动型.最后,在特定条件下,高行业相关性和高软实力具有替代关系.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吸引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高管团队是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决策者和推动者,其薪酬契约与企业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以2011-2021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技术创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公司管理层的内部薪酬差距和外部薪酬差距均对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性质、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强度对技术创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企业应重视技术创新投入,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高企业创新和治理柔性,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新经济带"的实施和西部资源开发的深人推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为优先建设领域,寒区岩土工程建设的数量及规模将大幅增加,冻融灾害防治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加快绿色创新,是采矿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11-2021年采矿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代理成本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并未发生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公众环境关注度可以增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文中为采矿业企业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物流业作为高碳排放行业之一,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碳排放量逐年上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基于我国2007-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含碳排放约束的物流业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随后采用双固定面板模型,检验和比较关键性政策实施前后,物流业效率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3年间我国省级物流业效率整体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物流业效率最高,中部、东北次之,西部最低;政策的发布和实施对物流业发展方式有着显著引导作用,政策实施后,物流业效率的提高不再依靠高碳排放强度这种粗放型、低成本的方式,而是转型为对环境友好的效率型,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转型更为成功.因此,我国应打破物流业区域性壁垒,加强地区间交流合作;出台相关政策规划,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制定物流产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促进物流业提质增效.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但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复杂活动.文中基于国内外文献调研和研究主题聚类分析,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概念与类型、风险管理内容、热点研究议题3个方面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为后续该领域研究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实践提供参考.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学科视角亟待开拓.现有研究聚焦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决策方法研究,未来有待融合数智技术实现研究方法创新.该领域的热点议题集中在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困境、技术研发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产业政策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技术创新成果的"沉睡"困境、大数据驱动的风险智能决策、"负责任"的技术创新伦理问题等,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相关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今和未来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经济增长和我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对不同规模、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异质化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小规模企业、高技术企业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的更为显著.该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机遇,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状况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帮助.
物流业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物流效率是物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探讨物流效率的提升路径,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我国2020年31个省(区,市)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必要性与充分性,研究了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组合效应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文中创新性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各前因变量的组态作用,研究表明,物流效率的影响因素是多重并发的,提高物流效率并不能仅发展一种单一要素,而应注重多方位考虑,全方位发展,从整体宏观角度看待物流效率发展问题.实现高物流效率共有四条路径:高劳动力素质驱动下的科技投入型、高劳动力素质驱动下的对外开放型、高科技发展驱动下的对外开放型、高科技发展驱动下的政府支持型.各省(区,市)可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有选择性地找出适合自身的路径,提高物流效率,促进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情况愈发严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如何影响,对非金融企业应对风险以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以2011-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代理成本在企业金融化与风险承担水平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与风险承担水平中发挥了遮掩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更加明显.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过度金融化,导致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非金融企业应当加强实体主业,合理进行金融配置,防范过度企业金融化有利于降低风险水平,保证企业长足发展.
为了衡量智能制造企业公司治理能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文中选取2017-2021年84家百强上市智能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其公司治理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研究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构建公司治理效率评价模型.结果表明:在静态分析层面上,只有少数智能制造企业达到DEA有效,规模效率成为制约智能制造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在动态分析层面上,技术效率的提高,使智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0.3％.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共发现9个显著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