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概 况 1956年,虢国墓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历经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大规模发掘,共清理墓葬250多座,出土了 33000余件(套)珍贵文物[1],是一处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国君及贵族墓地.其中M2001虢季墓和M2009虢仲墓为国君墓,先后被评为1990、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一概况蚂蝗坎遗址位于四川省西昌市月华乡宁乐村,西靠轿顶山余脉牛背山,东临安宁河,属于安宁河中游山间扇形坡地,地势西高东低。地理坐标北纬28°06',东经102°08',海拔约1570米。遗址平面整体呈长方形分布,南北长约800、东西宽约200米,面积约160000平方米(图一)。
七里村北魏墓群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七里村西北处,东邻永泰南路,北接开源街(图一)。这里是御河与十里河的交汇处,地势开阔平坦,也是北魏平城时代重要的墓葬区,多年来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2020年8~12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七里村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北魏墓86座(图二)。
2018年,为配合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Ⅴ2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平方米,清理齐家文化房址2座、灰坑1个。房址F67内出土了一批典型的齐家文化器物,包括仓形器、高领双耳罐、侈口罐、深腹罐、单耳罐、尊、单耳杯、器盖等陶器,另有玉凿、石斧、牛肩胛骨等。其中的陶仓形器形制独特,较为罕见。根据出土器物判断,房址和灰坑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本次发掘弥补了喇家遗址中心部位的考古工作缺环,为研究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房屋的空间利用和器物组合提供了珍贵资料。
永安庙位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西北约100公里的桐坪镇卫星村(图一)。庙宇为一进合院式布局,现仅大殿为古建筑,建于明初,且保留有许多元代建筑特征。永安庙于1990年、2003年和2007年分别被公布为县级、市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过修缮,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8~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万荣县文物旅游局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大型北魏砖室墓(编号2017SWXM1,以下简称M1)。此墓位于山西省万荣县贾村乡西思雅村北约300米处,东北距万荣县城约20公里,地处黄河东岸、汾河以南、孤峰山西麓,属古河东汾阴地区(图一),地势平缓。思雅,应系“四野(音ya)”的谐称,意即广阔的原野。此墓虽经多次盗扰,墓葬形制仍基本可辨,葬具所用石棺线刻精美,且出土有大量陶俑及陶器、铜器等。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为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卒于正光四年(523年)。现将此墓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皈家堡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双河乡杨柳村,地处盐源盆地东南缘杨柳河西岸的二级阶地上,西北距老龙头墓地约3.5公里。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4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以东西向为主,无葬具,多随葬陶器,有罐、壶、瓶、钵、杯等。根据陶器的组合、形态和纹饰特征,墓葬可分为四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批墓葬的葬俗及部分器物特征与四川西昌大厂、新庄、礼州等遗址发现的土坑墓接近,它们可能源于同一文化传统,其与澜沧江中下游、金沙江中游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也存在密切联系。
旭光墓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马营镇旭光村东南,墓地南依秦岭,北临渭河,东侧为东沙河,西距石鼓山墓地约5公里,与渭河北岸戴家湾墓地相距约4公里(图一)。为配合城市建设,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在旭光村开展了两次考古发掘: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发掘墓葬8座,其中西周墓5座、战国墓3座;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发掘墓葬69座,其中西周墓40座,东周墓25座,汉、唐墓各1座,宋墓2座。其中第一次发掘的墓葬资料和第二次发掘的东周秦墓资料已经发表[1],现将第二次发掘的一座东周积石墓(编号M19)简报如下。
天目窑遗址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和天目山镇,2013年进行过系统调查,确认窑址33处,沿天目溪上游东关溪的北岸与丰陵溪的南岸分布,以敖干水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窑区。2020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联合对西区的敖干2号窑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完整揭露分室龙窑1座、窑包堆积1处,出土瓷器与各类窑具标本2000余件。瓷器均为日常生活用器,器类以碗、盏为主,釉色以青釉最多,其次为黑釉、酱釉等。根据窑炉形制及出土瓷器特征判断,敖干2号窑的烧造年代应在元代早期,性质为民窑,其窑业技术可能与金衢盆地甚至闽北存在更密切的联系。
荆州博物馆编彭浩主编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年代为西汉早期,上限为汉文帝七年(前173年),出土竹简827枚(含空白简11枚),保存基本完好。竹简包含七种书卷,分别为《功令》《彻谷食气》《盗跖》《祠马禖》《汉律十六章》《七年质日》和遣册。《功令》篇为同类文献中最为系统者,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对于深入了解西汉时期官吏的任用、考核及相关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骆驼山墓群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骆驼山东坡,北邻和平路,东南距狮子山楚王陵约300米(图一)。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徐州博物馆对该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竖穴土坑墓19座、砖室墓1座、石椁墓1座(另发现一座石椁墓石板),其他墓葬仅存墓底或部分陶片,编号为08X骆M1~08X骆M34(简称M1~M34)。其中M29保存较好,出土器物丰富,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洛阳寺、大咀石窟位于甘肃省镇原县境内茹河流域下游。2013年5月,镇原县文化广播影视局组织的“全县茹河流域中小型石窟调查组”,对洛阳寺、大咀石窟进行了系统调查(图一)。现将调查结果简报如下。
孔头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蒲村镇与故郡镇交界处。2006年12月至2008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此发掘墓葬22座、马坑3座。其中,中、小型墓葬20座,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二层台,无腰坑。葬具为单棺或一棺一椁,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墓葬绝大多数遭盗扰,出土器物有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石器等。根据出土器物和葬俗判断,本次发掘的中、小型墓葬年代分属西周早、中、晚三期,族属可能是非姬姓的西土族群。本次发掘为西周墓葬、墓地结构及采邑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友谊路墓群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友谊路南端。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群进行了发掘,清理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及元明以后的墓葬、灶、井、水沟、排水管及踩踏面等遗迹,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形制丰富,埋葬现象复杂。部分墓葬有“握钱”“口含”的习俗,属于典型的中原传统丧葬文化的因素,同时出土的五铢钱、钱纹镜、凤纹镜等与龟兹本地货币共存于众多墓葬中,体现出中原文化与龟兹本地文化深度融合的特征。此次发掘丰富了库车友谊路墓群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填补了天山山脉南麓春秋战国至元明时期考古发掘的空白,对于研究库车河流域人类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12月,常州博物馆对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唐陵村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的3座元代砖室墓(编号2018CJTM1~2018CJTM3)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三墓呈“品”字形排列,相距较近,墓向皆为东南方向。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室砖墓,折拱券顶,前壁中部有壁龛,砖室内置漆木棺,出土器物包括瓷器、银器、锡器、铜器、木器等。根据墓葬分布、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等判断,这三座墓葬应为同时期的家族墓,年代大致为元代中晚期。本次发掘,为研究江南地区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手工业水平及葬俗与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吴强华赵超编著本书的出版是配合在深圳市南山博物馆举办的同名展览,展览中最重要的文物是东魏时期的“翟门生石床屏风和石门”。该组文物具有目前唯一的北朝外来士人肖像、唯一的石门墓志及唯一的北方竹林七贤画像等重要文化信息。墓志主人翟育,字门生,原为翟国“萨甫”,作为“使主”出使北魏后留居洛阳,葬于东魏武定元年(543年)。
2021年7月,铜川市电瓷厂进行基本建设时,在厂区北部发现了一批陶范,耀州窑博物馆随即进行了采集.铜川市电瓷厂位于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以南,漆水河以西,正好处于历史上耀州窑"十里窑场"的核心区域,属于唐宋时期耀州窑的重要烧制区.本次发现的这批陶范,形制规整,纹饰清晰,特别是首次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大观"款印花范,为耀州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现将这批陶范的情况介绍如下,并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2016年底,部分墓葬被盗,后追缴文物400余件(组),包括鼎、簋、壶等青铜重器,表明此地应是春秋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墓地.2017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刘家洼东Ⅰ区、东Ⅱ区与西区(鲁家河)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 3座大型高等级贵族墓葬及百余座中小型墓葬,确认刘家洼墓地应为春秋早中期芮国的一处重要墓地,并将刘家洼遗址认定为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1].
2018年12月,常州博物馆对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唐陵村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的3座元代砖室墓(编号2018CJTM1~2018CJTM3,以下简称M1~M3)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地点位于金坛区指前镇唐陵村北,西邻丹金溧漕河,东邻兴标北路,东南距长荡湖约3.5公里(图一).墓葬皆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墓口距地表0.3~0.4米.墓葬平面分布呈"品"字形,墓向皆朝东南,自西南向东北依次为M1、M2、M3,M1与M2相距0.53米,M2与M3相距0.82米(图二).发掘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田野发掘,清理保存状况较差的M1、M3,并将保存情况较好的M2漆棺整体打包,运回常州博物馆;第二阶段为实验室考古阶段,对M2漆棺进行开棺清理与现场文物保护.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烟台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古代青铜器,其中以1949年以后考古发掘的出土器物为主,另有部分是征集或从其他单位调拨而来.这些器物有的尚未发表,有的仅著录铭文,然器形、纹饰不详或信息有误.现选取9件馆藏有铭铜器作简要介绍,以补文献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