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地基营建工序的复原是一个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埋藏学基础上,运用土力学和房屋建筑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原始考古资料开展的综合性研究.研究表明,这组建筑包含多种地基局部形态,反映了施工者多样化的地基处理方式,说明其背后应该存在着经验性而非标准化的施工总要求;施工者在营建地基时往往会遵循一套相对完整的工序,但具体的施工方式会因地下堆积情况而异.最后,基于对考古工作的反思和本文的实践,我们认为理想的建筑考古学研究应该是贯穿了田野调查、钻探、发掘、整理、分析和论证等全部过程的建筑学研究.
本文通过检测叶家山墓地出土人骨的锶同位素比值数据,讨论了墓葬排序、墓地人群构成及可能来源、葬俗与人群的对应关系等问题.三座曾侯墓中,M111和M28墓主为外地人、M65墓主为本地人的结论支持了M111最早、M28次之、M65最晚的推测,墓地下葬顺序也应是南早北晚.外来人口中性别比例的变化可以揭示墓地人群构成的变动,与墓地作为曾国始封地公墓区的性质相合.通过比较锶同位素比值数据,M111、M28、M109墓主等曾侯及其直系亲族可能来自郑州—洛阳地区,由此推测西周早期的南宫氏封地可能位于这一地区.本文对墓地殉牲及采用特殊葬俗的人群来源也有推测,同时指出所谓"南方风格"器物对应的人群可能来自不同地区.
四川地区两蜀及宋墓中常见成组出土于腰坑或壁龛内的三类陶瓷明器组合,分别为"龙形俑"与小 罐、"龙形俑"与双耳杯伏龙形提梁小罐.本文通过类型学研究,认为这三类明器组合具有相似的 内涵,其形态的分异主要为历时性变化.这种葬俗目前仅见于成都及附近县市,其渊源或与道教超 度灵魂升天成仙所设仪式有关,龙形俑可能象征往来天际与人间的龙,放置龙俑的罐或杯则可能 象征龙驿.
平定捻军后,清廷多次下旨添调淮军西征.李鸿章不愿再与左宗棠共事,极力避免淮军卷入西征事务,但清廷改命淮系将领潘鼎新赴陕.由于缺乏明确的饷源,潘鼎新迟迟不出,麾下鼎军亦遭裁撤.同治九年正月,左宗棠兵败金积堡,西北军情恶化,清廷改命李鸿章督办陕西军务,有意以李代左.恰在此时,天津教案与刺马案突然爆发,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刘铭传接替李鸿章继续督办陕西军务.陕甘地区由湘淮二系共维大局.
陶寺北墓地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北,因盗墓发现,时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201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墓地中部偏西区域(Ⅲ区)共发掘春秋晚期竖穴土坑墓25座,其中五座墓葬出土有青铜器.本次简报报道了其中三座墓葬.这批资料丰富了晋系青铜器的内容,对研究春秋晚期青铜器演变具有一定意义.
2020年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长治盆地南缘的长治上党区上村发掘了两座战国中期的中型陶器墓,编号M1、M2.两墓为东西并列、夫妻异穴合葬的对子墓,形制均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圹,口大底小,墓底留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单人葬.两墓随葬品以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为主,器物组合为鼎、盖豆、壶、盘、匜等,M1还出土铜剑、铜带钩各1件.两墓的发掘,补充了长治盆地南部相关考古材料的不足,为晋东南三晋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庚子之后,清廷推行新政,力图挽救日渐削弱的政权.政治领域推行官制改革,由此关涉各方权力分配,引发剧烈的党争.光绪三十二年冬,新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入京觐见,借机弹劾军机大臣奕劻及袁世凯北洋一系,时人多有关注,大都认为背后推手为幕主湖广总督张之洞.过往研究囿于史料所限,忽视了两江总督端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用.梁鼎芬与张、端均有交际,三人关系颇为微妙.在日益变动的政局中,端方与张之洞貌合神离、渐行渐远.揆诸史料,不难发现此次梁氏举动受到端方的格外关注,从中多方斡旋,试图阻止对北洋的弹劾,与袁世凯联合的倾向明显.考辑梁鼎芬在京的各项举措,借此可以折射出丙午官制改革背景下复杂的朝局变动与政局赓衍.
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次派出考察团赴日.第一次考察团在日本军官宇都宫太郎的提议下派出,可谓张之洞对日政策最初的投石问路之举.湖南巡抚陈宝箴本来有意派员参加,但最终未能成行.此次考察团旨在考察学校与军事,奠定了张之洞派遣留日学生与聘请日人的基础.第二次考察团缘于日方邀请清政府派员参观陆军大演习.尽管总理衙门曾加以阻止,但这支考察团还是在日方的积极运作下成行.两次赴日考察令若干湖北官员对日本的近代化水平有了直观印象,湖北官场对日本的态度由此开始转变.两次考察的幕后都有日本军方、外务省的推动,民间势力也有所参与,体现了甲午战后日方对华政策的长远谋划与精细运作.
湖南株洲在先秦时期一直是古代越人重要居住地,发现有众多越文化遗存.本文选取了株洲境内近几十年来零散出土的越式青铜器,器形有铜镈、铙、鼎、剑、刮刀六种,年代从西周跨越至汉代.一般认为发展晚期阶段的铜镈和铜铙是南方越人所使用的乐器,多单个出土;越式鼎、扁茎剑、刮 刀在湖南越人墓中常见;一字格铜剑则多见于中国西南和越南等地,可能与湖南地区存在文化上的 交流.
茧形壶是秦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本文收集已发表的茧形壶材料100余件,运用类型学方法,将其划分为两类四型和两期四段.茧形壶最早出现在关中和侯马地区,战国晚期以关中为中心向外传播,西汉时分布中心转移到徐州地区,西汉中期之后罕见.茧形壶的起源尚不清晰,应与周、晋文化因素有一定联系,也可能受外来文化影响.小口横长腹的形制决定了茧形壶是用于盛储的实用容器.茧形壶早期为日用陶器,晚期向陶礼器转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醇王府诸人游农事试验场》相册共收有银盐照片37张,内容为醇王府成员与亲朋在农事试验场的合影.根据相册内容及衡永、王畸二人留下的文字注释,推测相册主人为醇贤亲王奕譞第六子载洵,拍摄时间在宣统二年前后.农事试验场同时具备皇家行宫和公共花园两种属性,该相册不仅呈现了农事试验场初建时的空间面貌及醇王府成员的游园图景,而且从摄影中折射出醇王府在宣统年间的政治地位,是研究农事试验场作为清末新政的代表与政治产生互动的难得案例.
鼎在商周铜礼器的组合中居于顶端,对研究墓主的身份等级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回顾以往的研究,对学界流行的"鑊鼎、升鼎、羞鼎三分法"进行再讨论,对前人成说提出商榷.指出以往的发现,除楚系平底鼎,自名"登""升",可以确认是"升鼎",其他两类的定名都存在问题.如楚系烹牲大鼎从来不叫"鑊鼎","鑊鼎"之名从未发现."羞鼎"的辨认也缺乏可靠线索.为此,作者利用荆门包山M2出土的19件铜鼎,与同墓出土遣册中记载的鼎名一一比对,重新对楚鼎进行分类,指出该墓出土的烹牲大鼎自名是"鑐".这种自名也见于上蔡郭庄M2出土大鼎的铭文.通过综合考察,作者认为,楚系墓葬出土的烹牲大鼎,不是镬,可能相当古书中的鼐.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高等级墓葬的铜器组合差别表明有无明器鼎、簋及明器酒器随葬可能是划分春秋早期早晚段高等级墓葬的一条参考标准,根据组合和器形的比较,洛阳体育场路C1M10122与C1M10123的年代应为春秋早期早段.相关文献记载表明,周襄王之前的诸代东周周王均采用了四条墓道的墓葬规格.结合墓葬形制、规模及随葬品特征,推定C1M10122为平王之墓是有道理的,但C1M10123的墓主应为《史记》中记载的平王之子、桓王之父洩父.
保安团队是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因特殊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全国部分地区推行的一种地方性保安组织.湖北省在建立省、区、县三级指挥系统以加强对保安工作组织领导的同时,开展了保安团队内部的建设工作.通过检视民国湖北省政府档案,可以发现相较于此前的保卫团,保安团队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持.保安团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强化省政府对地方民团的管理,但其本质上仍是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尤其是被用于遏制中共武装力量.事实证明,单纯以武力为基础加强社会控制,并不能真正收控制之效.
器壁轻薄的刻纹铜器是东周时期很别致的一类器物,由于它的加工工艺特殊,而且图案具有一定的礼仪性,久已引起考古、科技史、周代礼仪等相关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在现有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刻纹铜器的出现时间、工艺渊源及产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刻纹铜器出现年代早于目前普遍认为的春秋晚期,大约在春秋中期偏晚,公元前7世纪末叶已经在中原及山东地区出现,而且可能是多地起源的,到春秋晚期阶段主要的生产中心应是吴越地区.同时从大量的薄壁铜器及特别的刻纹图案来看,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也存在独立的刻纹铜器生产中心,只是刻纹铜器的数量不算太多.刻纹铜器加刻纹饰时,需要将器物固定,这是目前多数纹饰位于器物内壁的原因.
郭秉文与杨杏佛为近代教育史中无法绕开的两个人物,两人均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因为教育理念与政治倾向的迥异,两人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亲到疏,再到反目成仇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了江苏教育界权力结构的裂变.1924年,郭秉文及东南大学校董会因经费支(絀)裁撤工科,杨杏佛被迫离校.此后,包括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的发生,1927年东大的改组等无一例外地与二人有关.1928年,在教育界如日中天的杨氏又努力推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迫使代表郭秉文等"北洋旧人"难以在教育界立足.两人的经历在鼎革之际的教育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命运沉浮不仅是两个时代的缩影,而且也折射出1927年前后教育界的革故鼎新与权势转移.
革命文献包含书信、文稿、会议记录、作战指示、题词、契约等各种手迹类文献以及报纸、杂志、票证、印花等各种印刷类制品.图文模糊,是革命文献中一种常见的个性化现象,在还原模糊件状态的过程中,手工临摹复制技艺是比较常用的手段.该项技艺是以临摹为主,包括认读、提样、定样、画样、模仿制作、"修正味道"等内容的综合性手工技术概念.这些技术方法在复制品形制及视觉效果上,很好地对应了原件.文物复制应尽量遵循"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的原则,因此,复制工作需重视传统工艺方法和手工技术的应用,才能更好再现文物原件的所有历史信息.随着时代发展,在合理变通基础上,将新技术和手工技术相结合,来提高复制效率和精准度,也是文献复制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通过对淅川和尚岭二号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编钟、编镈铭文铸造特征的仔细观察,结合同时期比邻地区出土的相关铜器铭文材料,对春秋战国时期楚地青铜器铭文铸造中"单字模"或"全铭模"等机械复制技术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对商周时期"同铭青铜器"铸造工艺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及其社会、思想背景等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祸惨烈,为维持学校办学,陷于困境中的岭南大学选择迁往异地办学.战时岭南大学的迁校行动大抵分为借用香港大学场地开办以及回迁粤北办学两个阶段.迁校过程中,岭南大学在李应林主导下一面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部署,一面兼顾外部战乱与内部办学变化,不断调整迁校计划,努力协调学校与国家、社会、组织团体等方面的关系,寻求中国政府、社会精英和海外组织的支持,构筑稳固的社会交际人脉网络,解决内迁难题.在李应林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战时的岭南大学突破了各种窒碍,较好地维系了办学秩序,为国家抗战大业做出了贡献.
宋人《墨梅图卷》因本幅仅有"岩叟"二字款识,对于此卷作者的认定有"王岩叟""宋伯仁""何梦桂"诸说.籍借鉴藏印和跋文内容可知现存本幅与拖尾跋文并无对应关系,跋文当为剪裱移配.缕析诸说之疑爬梳文献可知《墨梅图卷》隐款所署"岩叟"二字当指南宋文士傅岩叟,傅岩叟晚年归隐于信州铅山乡里卜筑阁堂,种梅咏梅,与同时期隐居铅山一带的稼轩辛弃疾、克斋陈文蔚交好,常与上饶文士们酬唱雅集,书咏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