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实现治理效能的激活,还需从基层落实的视角进行切入和衔接.实现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是将社会治理中的人民性、公共性和过程性的服务职能引入深处,并整体性地贯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以青岛市李沧区推进公共服务可及性在基层的实现过程为例,研究发现,经过服务规划过程的治理决策和服务设计,服务生产过程的多元共治和资源联结,服务使用过程的居民感知和治理体验,可进一步为社会治理的理论对话提供公共服务领域的评判标准和居民反馈,并以实践互动为依托归纳出可及性得以实现的有效路径,全面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基于国内外文献和政策实践的梳理,讨论生育支持的概念内涵、行动主体、政策内容和逻辑框架,分析生育支持政策的多元价值和困难挑战,测算建立生育支持基本制度的政策成本,并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考与建议.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存在覆盖对象较单一、责任主体不明确、目标效果不清晰、支持内容不完善、政策协调不顺畅等问题.建议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建立以生育保险、普惠托育和生殖健康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保障政策投入和实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强化部门协同,提升政策公平性和包容性,处理好成本与效益、目标与对象、公平与效率、核心与配套、内部性与外部性的关系,最终形成覆盖面广、形式丰富、针对性强、稳定持续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根据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中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三个阶段的划分,从其"累积"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对2016-2022年的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处于持续改善中,但是近些年改善的速度趋缓,暗示我国在缩减不平等方面,正面临更大的风险和压力.此外,收入不平等也是多维度累积的结果.首先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三个阶段的不平等的累积,其中,教育的代际固化起基础性作用;其次是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均造成不平等的累积,且两者的作用在此消彼长中.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历史判断,以及未来相关领域的社会政策改革重点.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最困难、最期待的单元.以国情农情为立足点、以现代化一般规律为参照系、以统筹农业农村发展为主线、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界定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智能化、市场化、法治化、在地化和绿色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构成开门见景、出门见人、眼里有笑、事业有成的"两见两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愿景,并遵循引领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从美丽乡村、活力乡村、富裕乡村和幸福乡村等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实现路径.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有把纠纷处理的业务在社会各个部分进行分散的政策考量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因其在信息收集与判断、强制权和可接近现场等专业优势,在参与化解一些与其职权密切关联的民事纠纷方面从未实质性缺席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民法公法化"的巨大变迁,《民法典》的颁行开启了"行政介入"的治理新时代和新实践.无论是"行政主动涉足",抑或是"民事吁请"之下的"行政被动介入",甚或是"行民的共同关照",都构成了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大课题与挑战.梳理既有研究和实践,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在介入依据、领域、价值、资源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困境.为此,必须在介入之政策和理念的进路上,做到从理想到理性的转变,在介入之权与介入之路的选择上,进行权力简化和模式优化,同时还应在介入前提、程序设限及诉讼衔接上进行介入运行的正当控制.
探索现代化道路,"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在此基础上选择好实现方式,从而实现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现代化".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显现着财富与进步,也充斥着窘困、矛盾等"现代性危机".因此,需要重新反思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几经波折,当今又面临着诸多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系列科学的目标设计、价值考量,蕴含着领导方式和推进方式的现代化、社会系统管理和整合方式的现代化、发展和创新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新型实现方式,超越了以往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化是当下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但是有关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框架构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文中在梳理国内现代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考察世界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及主要理论体系,结合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界定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化概念,阐述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总结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十条基本经验,构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体系.
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可以界定为两大救助主体在不同救助情境中的互动.依据互动中双方组织目标的优先级组合,以及救助要素的流动方向,提出主动双向型、政府主导型、慈善主导型、被动双向型四种衔接模式.四种衔接模式对应于四类救助情境定位,不同衔接模式表现为不同救助情境定位下的政府与慈善组织的情境性互动.结合四类衔接模式的实践案例,分析了其中具体的情境性衔接互动过程,认为不同救助情境决定了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衔接互动;同时,救助主体互动也对救助情境产生影响,表现为衔接模式的转化与优化.
在理论上,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推动形成其生成逻辑.从可行性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用户中心"和"创新"特征能够与营商环境的建设理念相融合;从必要性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所需的合作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实现越来越有赖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权功能和对政府的赋能功能.在实践中,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应当坚持法治化原则,以法律规则的价值理性调和技术规则的工具理性,并彰显转型的理念与方法;应当服务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固有目标,促进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发展;应当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为重心,提高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质量和监管效能.
慈善环境优化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如何全面准确评价慈善环境是优化慈善环境的重要基础.参考营商环境提出营善环境概念内涵,并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剖析构建慈善生态系统对慈善环境评价的重要价值,通过梳理和比较全球公益慈善环境指数、好公益指数、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国慈善政策进步指数等国内外慈善环境评价体系,发现其既共同的评价取向,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营善环境评价、加强营善环境建设的相关对策建议.
主持人语：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
公共危机决策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实践中,公共危机决策仍存在决策情景复杂多变、决策后果多重且关联、决策的支持系统有多元需求等困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危机决策的应对策略,分为战略规划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我国推进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难题的进程大致可分为规范化、精细化、体系化三个阶段,目前,还需要进一步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基本原则,力争"渐进式"地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共性难题.公共危机决策的实践创新,则通过问题导向、过程导向、结果导向的策略扎实推进"致灾因子—承灾环境—应灾主体"三要素系统优化、"责任—信息—情景"三要件有力支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社会评价"三指标同步提高,从而全面推进公共危机决策的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中国协商民主研究在概念和实践层面实现了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经历了"国外理论译介""理论本土化""协商民主制度化"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构建协商民主体系是中西协商民主研究需要解决的共同理论性问题.当下,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研究本质是以实践为导向,通过理论要素、制度要素、效能要素、话语要素四大关键议题的设置,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效能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协商民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社会层面的主要需求相匹配,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引.
围绕由"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发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但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解答这一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马克思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正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而劳动所有权便属于这一正义观念.劳动所有权,分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后者而非前者,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法权与正义原则.实际上,这是一种"错位理解",低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的狡猾性与欺骗性,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文本场域与历史语境.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谱系所标榜的一直是自我劳动所有权.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劳动所有权进行了双重批判,阐发了劳动与所有权同一规律与分离规律的"辩证转变",进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正义的虚伪性.在未来社会中,应实行真正的劳动所有权和更高阶的需要所有权.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彩票业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带动了公益事业的发展,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但其博彩属性也容易诱发一些彩民在购彩行为中出现问题,即问题购彩行为.购彩行为尤其是问题购彩行为的存在以人的成瘾性心理机制(如逐利动机和认知偏差)为基础,若对这些心理机制过度使用则会反噬彩票业的公益性.因此,彩票业应该着力提升全链条的公益属性,从彩票收益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提升彩民财经素养,矫正其问题购彩行为,确保彩票业和彩民心理双方的可持续发展.
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制度变迁动因,可以根据是否与行为主体直接相关大致分为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相应地产生了外生路径和内生路径,但基于单一流派视角的动因论证路径缺乏完整性和有效性.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融合与观念整合趋势明显,受此启发,结合外生和内生两种路径,建构出一个整合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具有动态变化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框架.非主体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和突发冲击因素;主体因素包括行为者自身偏好的变化和行为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二者相互联系,不断沟通,在不同的层次上通过外生途径和内生途径对制度变迁产生作用,形成了动态分析模型.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要求协调好人口集聚与地区差异、培育经济增长极与追求空间正义、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总量增长与结构转型、发扬本地优势与融入全球市场这五对矛盾关系.瞄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重点明晰区域协调发展的三个重大问题,即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以高质量发展确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共同富裕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以新发展格局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动能,最终可统一归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了更好地以区域协调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亟需顺应经济规律,引导人口空间再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普惠性,推动绿色低碳成为主流发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