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构成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混淆也不可偏废.人的(劳动)本质的丧失,乃是异化劳动的核心和实质所在.与此不同,在其成熟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虽然保留和沿用了异化概念,但它不再意味着使人不成其为人的"非人"状态,而恰恰是对现实中处于特定际遇中的具体的人的描述;它也不再是本质地揭示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前提,而是对社会演化和历史运动之特定结果的表层把握.现实的人不是"人",而"人"却不是现实的,这是异化劳动理论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把异化劳动分解为劳动异化和生命异化的所谓生存论式解读值得商榷.
出版家是人类历史选择的决定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出版家要把既有的文明传承下去,把当代的历史记录在书,把科学真理和知识传给后人,要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青年成长提供精神营养和力量.出版家应具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情怀,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敬畏生命、热爱人生的人文关爱的大情怀,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大情怀.做一代有大情怀的出版家,应当从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政治品格、思想定力,提升知识修养、学术造诣和职业能力,坚守职业操守.
京味文学叙述北京城的市井故事,具有显著的京味特色.京味文学的京味主要表现为京味语言、京味叙事和京味文化.京味语言的英译强调等效再现方言和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而不必采取方言对方言的翻译策略;京味叙事通过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的变化凸显人物感知的世界,京味叙事英译应注重京城小市民"亲近"的叙事声音与叙述视角所体现的京味再现;京味文化是京味文学的精髓,京味文化的英译需准确、生动地彰显民族文化和市井生活,避免文化误读.京味文学英译注重文学艺术的多维京味再现,译者需具备跨学科的文学鉴赏和翻译能力,并努力提高跨文化协调能力,提升京味英译的翻译效果,促进京味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关于违法性的体系定位,有概念论和构造论之争.概念论有导致违法判断主观化和道德化的风险,而当前的构造论未能妥当处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为解决上述困境,应采违法性前置说.首先,违法性以客观的法益侵害性为内核.根据客观主义刑法观,只有在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才能判断行为人的谴责可能性.因此,违法性在逻辑位序上应前置于以谴责可能性为内核的罪责.其次,根据刑法规定,只有在行为危害社会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类型.因此,违法性在逻辑位序上应前置于以行为类型性为内核的构成要件.再次,构成要件对于责任年龄等罪责要素有制约意义,因而罪责应置于构成要件之后,作为犯罪构成体系中最后一个阶层.最后,违法性前置说不仅适用于犯罪实体构造,还适用于犯罪认定构造.
2023年10月14日至15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浙江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2023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世界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顺利召开.大会总议题是"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下设五个分议题:东亚东南亚文学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历史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哲学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教育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及世界汉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来自哈佛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我国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等的80余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学术盛会.
大气温室气体容量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表现在其使用的竞争性与非排他性,需要实施总量控制.《巴黎协定》之后的大气温室气体控制存在全球弱总量约束与碎片化强总量控制之间的矛盾.全球层面总量控制制度经历了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的弱化过程.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总量硬约束具有碎片化特征,对排放交易制度的长期有效运行具有消极影响.中国应当统筹推进国际国内制度,在国际上推动全球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大气温室气体容量使用权的公正分配,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准确把握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中的定位,通过"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区域碳市场,以区域碳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全球碳市场制度建设.国内碳市场制度建设应当分步推进,实体规则应当坚持自主性,程序规则应当侧重国际兼容性.
2023年10月20日至22日,中国鲁迅研究会年会暨"二十年代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鲁迅研究会、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主办,浙江鲁迅研究会协办,浙江大学文学院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大会议题涵括鲁迅与革命文学的关系、鲁迅与同时代人之关系、近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之关系等重要领域,同时,分别就鲁迅手稿、著作版本,鲁迅翻译,鲁迅生平、思想、创作等诸多议题展开了讨论,呈现出广阔的研究视野、丰富的研究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由于外派监事会的撤销,《公司法(修订草案)》将监事会设置为可选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国企监事会的存废再次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比较法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由于政企分开的本土需求、监督与管理职能区隔的国际趋势,监事会在国企内部仍有存续的必要.在过去的国企实践中,包括独立董事、稽察特派员、外派监事会和纪委在内的各种机制相继被引入国企内部,尽管这些机制存在明显的制度优势,却未能完全解决国企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未来,伴随整体性的政企分开的大环境的形成,国企不再需要通过弱化监事会职权的方式来避免过度的政治干预,而与纪委进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可以在实现国企内部政经逻辑协调融合的同时,提升国企监事会的监督效果.通过对社会关系和文化约束的关注与制度回应、对监事任职资格的妥当安排、有限制的事前审批权与合规职权的赋予,国企监事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将会得到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国企所特有的代理成本问题.
《神圣家族》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斯宾诺莎哲学之间关系的关键文本,隐含着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哲学对比性复现、反差性评价和悬置性忽略的三重逻辑.马克思在回到与重新激活斯宾诺莎哲学的过程中对比性复现出黑格尔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之间的客观性联系,批判了鲍威尔思辨神学对斯宾诺莎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误解;马克思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予以反差性评价,反思了以黑格尔哲学代表的思辨形而上学传统和理性主义启蒙路径;以英国与法国的唯物主义为锚点,马克思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悬置性忽略,在德国的观念论传统之外勾勒出以人本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发展史脉络,展现出现实的人类解放维度与人类解放现实基础的必然理论关联.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监管型小股东,其持股行权发声是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的重要创新.实证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投服中心行权使媒体、投资者以及监管当局等多方的关注聚焦于被行权企业,形成了投服中心行权的"聚光灯"效应,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投服中心的网络行权相较于实地行权更能引发"聚光灯"效应,发挥行权作用,降低企业避税概率;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小、税收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投服中心行权后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少企业避税行为;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管理层薪酬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中,投服中心行权对规范企业避税行为的作用更为显著.这说明投服中心行权引发的"聚光灯"效应可以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改善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弥补公司治理不足.
西方政府、媒体乃至相关学界不断指责中国外交"咄咄逼人""有野心".在文化话语的视域下审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规律,可以发现,理论层面上,外交实践最主要、最重要的形式是作为文化实践的话语,而贯穿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文化传统是引领、支撑、形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指南与核心.具体来看,当代中国话语基于整体全面的认知视域,依循辩证联系的思维方式,秉持平衡和谐的交往伦理,运用言不尽意的沟通技术,坚持自主创新的构建原则.中国政府在处理俄乌冲突和美国的"中国战略"时的外交话语实例,体现了其传承、实践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技术策略.为消解"中国威胁""中国外交强硬"论,让国际社会深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中国外交须在话语实践中特别注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各交流渠道的协调融合.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证研究发现,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会提高农户将劳动力资源配置在农业中的比例.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提高了农户对农地转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进而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收入引导农户将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农业部门.同时,这一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和村庄之间存在异质性.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农村要素市场,出台农业规模化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
中国审美现代性是一个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组成的双螺旋理论结构.这一双螺旋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中能够充分阐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看,对这一理论或情感结构的民族志分析,应该从当代艺术现象入手,把当代艺术、当代审美经验分析作为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并在学理上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分析,这是真正把握当代美学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主要有三个基本的维度: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当代重建.
高管和核心员工是股权激励方案的两大激励对象,也是企业创新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类人力资源.然而,当前研究多从绝对激励力度的视角考察股权激励的创新影响效应,忽略了高管和核心员工这两大群体间相对激励差异的作用效果.实证结果发现,高管和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差距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产出,且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了持续强化的动态特征.降低员工努力程度、破坏团队协作和加剧员工流失是股权激励差距降低企业创新产出的三条渠道.股权激励差距的创新抑制效应在内部晋升可能性小、薪酬信息可得性高和员工公平感知度强的样本中更加显著.同时,股权激励差距恶化了专利结构,降低了专利被引用数以及专利的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
第二十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于2022年12月3日至4日在浙江大学成功举行。本届论坛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主办，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协办，《经济研究》杂志社为学术支持单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在线上参加了本次论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解释权与表达权的直接体现.数字化时代带来了话语建构载体、话语传播主体及话语表达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与影响力、解释权与公信力以及表达权与吸引力都面临严峻挑战,从而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流失的风险.数字化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在探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变与不变因素的基础上,从以下三方面出发:一是保障话语价值导向,抢占各类话语传播渠道;二是坚守话语根本底色,优化话语内容表达方式;三是彰显话语建构主体,整合多元话语传播主体.
高崇文生平事迹除见于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还有六方碑志,其中,传世总集中见存者,有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崔郾《高承简德政碑》.金石典籍存目者为王起《唐溵州刺史高公德政碑》、裴潾《商州刺史高承简碑》.新发现碑志两方,一是许孟容《高崇文墓志》,二是李勋《高承恭墓志》.据史传典籍以及碑志,可以梳理高崇文郡望、籍里、世系,亦可以研究高崇文生卒年、仕历、妻子.另,高崇文子高承简、高承恭事迹,两《唐书》等典籍记载缺漏者甚多.又,高崇文自陈许到长武城、入川等相关事迹,其亦有待考论者,兹并拈出予以辨析.
茅维杂剧多感愤时事而作,重在表达自己情感志向,是明中后期杂剧创作转向"写心"的典型代表,对探究明末清初社会现实与士人心态极具价值.笔者最近发现3种有关其杂剧创作的新资料,即《凌霞阁新著总引》《已矣乎戊寅秋孟跋诸剧》《凌霞阁内外编词评引》,使其杂剧创作数量由原来的8种增加到21种,且探究出10种新发现剧作的基本内容.这一方面使茅维杂剧创作数量跃居明代戏曲家前列,并进一步彰显了其杂剧托古慰志、自抒其境的"写心"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茅维剧作偏重才情的整体风格,从而也就更能理解其自比汤显祖的自信.茅维在古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提高.
方法专利的延伸保护不是专利权内容之延伸,而是方法专利保护客体范围之延伸.确定延伸保护范围既应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又应兼顾公众的合理信赖利益.为此,延伸保护范围应当根据权利要求判定"依照专利方法",限定于实体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不应适用于"数字产品".同时,应当根据比例原则判定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区分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与现有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使延伸保护范围与专利方法的创新程度相匹配.对现有产品制造方法专利,其延伸保护只应及于原始获得产品;对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其延伸保护范围不仅应及于依照专利方法原始获得的产品,还应及于经过处理之后仍区别于现有产品的后续制得产品.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批判指向.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批判忽视了马克思与精神分析学派在研究视角上的本质差别.广松涉把物象化这一客观的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们的误认,是错误的.在发达商品经济阶段,人们是在颠倒的关系中生存,而非在歪曲的意识里生活;支配人们行为逻辑的不是能否看透的社会认知,而是现实的、客观的社会关系.齐泽克基于知与做的不一致而对古典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不能成立.就拜物教批判研究而言,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首要的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