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重要议题.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改革标志着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居民身份认同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个体行为.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对个体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个体经济行为、金融决策的深层次机理.本文发现,统一户籍登记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城乡分离的身份认同,"身份不确定"导致的审慎风险态度得到释放,使个体做出更积极的风险承担行为.进一步地,户籍身份统一带来的更高风险偏好程度、更广泛的金融信息关注度获得是影响风险承担意愿的可能渠道.
本文研究了国际制裁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基于1988-2018 年91 个国家非平衡面板数据及系列计量方法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国际制裁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这一结果在更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采取不同的模型设定及对内生性进行处理后仍然成立;从驱动因素来看,制裁的发生能够通过减少或取消国际人员交流、阻碍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来降低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教育投资越多、产业结构越发达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国际制裁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越小.本文还根据研究结论,就目标国如何应对国际制裁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移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正在对金融市场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影响.通过爬取2015-2019 年间微信公众平台上与A股上市公司相关的文章,本文构造了自媒体信息生产相关指标,并由此探讨了金融市场中自媒体信息生产的逻辑与特征.研究发现,自媒体在金融市场中的信息生产遵循需求导向原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差,自媒体关注度就越高,并且该效应在信息生产成本较高的分析类文章中较为明显.渠道分析显示,低质量的信息披露会引起更大的意见分歧度,并由此导致更多的自媒体信息供给.在信息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传统新闻媒体和分析师会部分替代自媒体的金融信息生产.最后,基于文本分析的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差,自媒体就会越多地使用负面词语并表现出鲜明立场倾向,从而可以同时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情感需求.
本文基于CPI与PPI数据刻画中美物价水平的运行表象,进一步测度和识别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的溢出效应和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既有长期协同一致走势,也有个别阶段"错位"分布差异.第二,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存在"互溢"影响,输入型通胀与本土价格回溢共存,物价水平溢出效应具有时变特征、国别差异和价格分类属性,中国市场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第三,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不但具有国内传导路径,还具有跨国传递渠道.大多时点上,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也存在个别时点上的"脱钩"现象.
本文聚焦于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经济事务治理权"的转移,以中国大陆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为基础,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建立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指数,发现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显著降低了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错配程度.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费用、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和企业生产要素投入,促进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对改善管制程度较低行业的资源配置具有较强的边际作用,而区域市场整合会强化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资源配置作用.
本文基于2001-2021 年各经济体间的双边股票类投资头寸数据,探究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其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研究发现,繁荣的全球金融周期会推动双边股票资本流动增加.从资本流入经济体的视角出发,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了其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这一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开始凸显,危机后得以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新兴经济体、高资本账户开放度经济体、金融市场发展更为繁荣的经济体需要格外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在推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全球风险传染问题.
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改革前电力市场发展平衡度的理论模型,利用 2003 年中国电力行业"厂网分开"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考察了该项改革对发电部门与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纵向拆分显著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但提高了电网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纵向拆分对发电与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与改革前电力行业内部发展平衡度有关:在改革前发电部门投资更受重视而供电部门投资更受抑制的地区,纵向拆分会增大对发电企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并扩大对电网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本文讨论了太平天国后建立的财政分权格局是如何在长期内走向崩溃的.同治年间的财政合理化改革使州县获得了与农业税正额成正比的附加税——钱漕盈余,以代替数额不明的非正式税费,用于州县的行政开支.然而,庚子事变后,为了应对激增的赔款和新政开支,中央政府破坏了财政分权,根据钱漕盈余的多寡向州县摊派其开支,迫使州县征收新的附加税费以应对其行政开支.利用 1860-1911 年的全国府级面板数据和清末河南省的县级截面数据,本文发现庚子事变之后田赋正额越多的地区,在提取钱漕盈余过程中承受的财政摊派越大,为维持政府运转征收的新附加税越多,引起的抗税活动也越多.由于缺乏对中央政府行为的制度性约束,更透明的地方财政收入反而使得中央政府更容易向下摊派其开支.结果,中央政府更不愿意发行以中央税入为基础的长期公债和纸币,从而延缓了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转型.
本文基于贸易协定规则文本,测度不同国家对之间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并结合2000-2018 年 64 个国家矩阵 50 个细分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数据,实证探究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对贸易隐含碳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升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能够显著降低贸易隐含碳,国家间绿色技术合作、国家内部环境治理能力和碳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种类贸易协定环境条款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差异,与碳排放相关度较高的条款、贸易联系紧密度较高的国家组合、蕴含在出口产品中的国外碳排放,在提升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时对贸易隐含碳的削减效果更强;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提升对减少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碳排放密集度行业贸易隐含碳的效果更加显著.
本文利用新颖的企业排污和媒体报道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如何影响企业减排绩效,以揭示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国有企业排污量呈现更强的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影响国有企业排污量,最终降低这些企业的生产利润,这部分解释了地方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何给它们提供经济支持.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强时,成立年份较早、上年污染较多、总资产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减排量更大.媒体监督是影响企业排污行为的一个渠道.
本文利用CHIP数据分析了 2002-2018 年间处于劳动年龄人群的收入机会不平等情况及其变化趋势.近二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导致机会不平等的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因为子人群的结构变化.其中,地区、出生时的户籍类型的影响有所下降;个体特征(性别、年龄)的影响逐渐加剧;父母特征(教育和职业)的影响一直保持高位甚至有上升势头,教育代际传递对不平等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分户籍看,出生时拥有农村户籍的人群内部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相对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出生组人群内部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本文认为,出生于不利环境的弱势群体越来越难突破不利环境的约束实现更高努力进而改变命运,因此需要对他们给予适当支持,为他们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提供畅通渠道,促进机会均等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了留守儿童现象,而寄宿学校是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学习生活困难和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本文探讨学校寄宿如何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学校寄宿有助于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能力,但没有显著改善其非认知能力.学校寄宿对不同留守类型、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具有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学习时间增加和师生互动交流频次提升是学校寄宿提高留守儿童学习能力的主要渠道.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寄宿学校投入的单位成本产生的效益相对较低,寄宿制度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数字时代下政府对企业合谋的调查取证愈发困难.受此启发,本文从政府调查取证难度视角切入建立博弈模型,考察行业利润与取证难度这两类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对政府监管的边界及其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监管手段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与传统考察单一市场环境因素下最优监管政策的研究不同,将两类市场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分析后,最优监管政策的边界具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监管政策可能随市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往复性.随后,本文通过一系列比较静态分析探讨了单一最优监管政策的适用范围如何随市场中企业数量、政府可收取的罚金限额以及政策执法成本等因素变化,并探讨了政府同时使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政策的条件.
中国渐进式开放政策是政府和市场主导角色的交互演进过程,其长短期效果评价在实证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多次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创新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渐进式外资指导政策促进了企业创新增长.但是,不同时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此外,如果某一行业多次受到冲击,其作用效果会逐渐下降.一系列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本文将企业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纳入Corsetti和Dedola(2005)的模型框架,考察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影响,并使用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高或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汇率传递率;随着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融资约束对汇率传递的影响效应呈倒U形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该倒U形关系的形成源于产品价格加成与产品质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只有当产品质量较高时,产品质量升级才会显著提升其产品价格加成,从而降低汇率传递受融资约束影响的程度.此外,人民币汇率传递还具有不对称性,人民币在升值时的汇率传递率较低,且较易受到企业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以2006-2014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新进入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企业进入率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通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改变关键变量的度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一是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高的地区,其真实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促进新企业进入规模的提升;二是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可以吸引企业进入.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非国有企业进入的影响更大;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机器人应用对新企业进入的作用更强;机器人应用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随着进入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
本文以不断开放的金融服务业为契机,从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两种融资方式选择的视角,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出口.首先,本文在Manova(2013)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的融资方式进行区分,从理论上证明了银行业的开放可以促使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使用银行信贷替代商业信贷,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出口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利用中国入世承诺中银行业开放的地区时间表,结合企业所有制特征构造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银行业开放政策对于民营企业的出口影响更大,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和规模,促进民营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与市场多元化.然而,中国银行业开放对民营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撇脂"效应.
本文基于1994-2019 年我国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中欧班列开行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开行中欧班列有助于加速要素流动、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从而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异质性结果显示,相较于沿海地区,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内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当统一品牌之后,开行中欧班列对经济发展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中欧班列高效运行全面带动区域经济充分、协调、平衡发展.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是发展中国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之一,而促进制造业创新则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手段.本文整合了 2005-2016 年"地级市—行业"面板数据,以工业机器人产业园设立为拟自然实验,探究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关键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产业园的建立带动了制造业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的提升,自动化程度较高和技术复杂度较高的行业享受了较多政策红利.机制探讨表明,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发挥创新驱动效应的关键在于园区扮演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角色,激发了园区内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有助于科研成果与实体产业的有机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厚的金融服务和人才引进政策有利于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发挥.本文的发现总结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中国经验,为中国通过实施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落实制造强国战略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完善方向.
如何有效应对贸易摩擦,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2009-2021 年中国与50 个国家产品层面的月度数据,利用三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美国和非美国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样本期间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涉事产品年均增速31.34%,主要围绕贱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且显性的关税保护措施逐步被隐性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替代.第二,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94.48%,同时中国对非美国市场出口仅增加 8%,可见虽然中国利用出口偏转来应对贸易摩擦,但还不足以抵消巨大的负面冲击.第三,面对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国出口主要偏转到日本、荷兰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且高技术产品出口偏转到发达国家的现象更明显,而中低技术产品、不同生产阶段产品以及不同贸易摩擦类型均呈现对部分国家增加出口而对部分国家减少出口的分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