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一个以消费者家乡偏好为微观基础的结构引力理论模型,定量研究人口流动如何通过偏好差异影响省际贸易.我们基于多种来源的贸易和人口流动数据,估计了不同来源地流动人口的家乡偏好程度.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对家乡产品的偏爱显著偏离于"一视同仁"的无歧视水平,即在相同条件下,平均每100元的总支出,消费者购买家乡省份产品的支出比"无偏消费者"购买该省份产品的支出多29元;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本研究意味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人口流动是推动中国省际贸易和实现市场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本文从理论上识别了多国环境下汇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并在国际比较视角下探讨了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竞争国货币贬值对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以邻为壑"效应,其程度不低于双边汇率的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他国竞争者产品质量是竞争国汇率产生影响的两个主要渠道.面对竞争国汇率冲击,差异化产品、高质量产品和垄断产品相对"免疫".产品质量的调整呈现"棘轮效应",对竞争国货币升值的反应更大.与其他特别提款权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对其他国家出口的负面影响处于低位水平.本文研究为企业应对竞争国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国际声誉的维护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的资金融通极大地促进了共建共享国家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在"五通"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提供的资金融通具有互惠共享性质,已经成为全球开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受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认可.西方媒体和政客所谓的"债务陷阱论"不仅在逻辑和理论上荒谬,而且在事实和数据面前不堪一击."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同时促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是"一带一路"的初衷并非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资金融通更加便利,两者存在内在关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货币政策影响外汇市场的作用机制是评估一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国家主权信用的政治、经济与金融作为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内在要素考察其对汇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样本期内,无论国家主权信用水平高低,总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的调控作用较为有限,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汇率有显著影响.其次,在国家层面中稳定的政治、经济与金融环境是影响政府制定宏观政策调控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在因素.相对发达国家,政治和金融稳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效果而言更为重要.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汇率制度改革会显著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不稳定性.异质性研究表明,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金融层面的国家主权信用在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内在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将对稳定一国汇率发挥积极作用,国家主权信用中的金融环境是影响一国实施宏观政策效果的重要内部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应链稳定性和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